一九七〇年初,蓝吉富(时任东海大学讲师)前来找我,鼓励我编印佛教大辞典,当时自己实在没有条件,后来商之于萧碧霞师姑,她在台北吴兴街有一栋房子,愿意提供给我们作大辞典的编辑部,就由蓝吉富与慈怡分别负责,我就定名为《佛光大辞典》。后来,慈怡把编辑部搬移到彰化福山寺,并且建议我们自己来编印大藏经。虽然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想起过去,不论玄奘大师西天取经,鸠摩罗什大师终身以译经为业,乃至历朝藏经汇编之不易,尤其元代法珍比丘尼为法宝流通,毅然挥刀断臂募资刻藏,感动十方信士发心赞助,积三十年始成的《赵城金藏》,所谓有愿必成,有志者事竟成,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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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九七七年,我在彰化福山寺成立了“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指示慈怡法师负责,由比丘尼慈庄、慈惠、慈容、慈怡、慈嘉、依空、依淳、达和等担任编辑委员,因为那时佛光山的男众很少,没有力量参加;再者,当时台湾已有许多优秀的比丘尼,她们的能力、学识都不亚于男众,其中有的人在大学任教,有的人在社会上弘法,巾帼不让须眉,相当有成就。为了提升比丘尼在佛教界的地位,树立比丘尼的新形象,我认为应该让这许多女众人才,有所发挥、表现,所以佛光山的编藏工作,就由比丘尼主道。我并呼吁教界:比丘尼要向比丘学习,比丘也要向比丘尼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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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我的带动下,慈怡招募大专青年十余人,佛光山丛林学院学生也由老师带领参与编辑的工作,许多义工也都积极参加讲习,投入《佛光大藏经》的校对行列。我们并邀集海内外僧俗学者,采历代各版藏经,重新整理、校勘考订、分段标点、名相释义,并且有经题解说、索引,以及诸家专文等,我希望能编纂一部“人人能读,读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的《佛光大藏经》。甚至,我们也不定期邀请许多的专家学者协助,加强学生编辑及义工校对的能力。尤其我最重视分段标点,很多佛经不懂之处,你只要看标点是惊叹号、是问号或是句点,大概就能揣摩到意义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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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佛光大藏经》分为十六大类,分别为:《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华严藏》、《唯识藏》、《秘密藏》、《声闻藏》、《律藏》、《本缘藏》、《史传藏》、《图像藏》、《仪志藏》、《艺文藏》、《杂藏》。上述十六大类中,《图像藏》、《艺文藏》是历代各版藏经中未曾收纳的,主要是我深感佛经本身深具文学、艺术意涵。佛教东传,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戏曲、建筑、雕刻、绘画,使得佛教文学、艺术留下大量辉煌瑰丽的文化遗产。因此,我期许《佛光大藏经》可以突破传统,将佛教文学、艺术收编入藏,作为佛教传播和弘扬的方便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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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编藏的工作与出版的情形,我大概分几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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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藏经》的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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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八月,首先出版了第一套《佛光大藏经·阿含藏》,总共十七册。《阿含藏》出版后,流传很快,有韩国曹溪宗专研《阿含经》的布教师,为此特地到台湾佛光山表达感谢,因为重编印行的《阿含藏》,使得他们原本不易了解的经文,变得容易阅读。人人能读,正是我重编大藏经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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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慈怡到日本佛教大学修学博士,编辑藏经的事务就由比丘尼当中的依淳、永明、永进接任。如此又经过十多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了《禅藏》五十一册。分为四大类、一千三百余万字的《禅藏》出版后,也引起诸多回响,例如韩国高丽大学宋寅圣教授就说:“过去研究禅学的重镇,是日本花园大学禅学中心,但并没出版完整的《禅藏》。佛光山已成为世界禅学重镇。”还有美国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大学的邵东方教授等,他们一致赞许《禅藏》的索引是他们使用过的索引中,最方便检索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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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明、永进不断的努力下,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般若藏》四十二册;一九九九年五月,出版《净土藏》三十三册;以及在二〇〇九年四月,完成《法华藏》五十五册。三十年中,出版的五部藏经,感谢海内外诸多学者、教授的支持肯定,给我们许多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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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北京大学朱庆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等认同《佛光大藏经》的编辑工序缜密,称赞它是“华人之光”。学者葛兆光教授称许《佛光大藏经》的题解比《佛书解说大辞典》更加详尽。日本大谷大学木村校长说:“《佛光大藏经》的尺寸、厚度,给读者很大的方便。对佛教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叶朗教授认为《佛光大藏经》标点、校对等严谨,品质非常高。还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高希均先生与知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共同推荐《佛光大藏经》为“镇宅之宝”。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罗多弼教授,肯定《佛光大藏经》是划时代的巨献,有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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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一九八三年,日本国宝级佛教学者中村元博士,曾参观设于彰化福山寺的编藏处;一九九八年,连战伉俪来佛光山参观编藏处。二〇〇一年,台湾一些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四川大学陈兵、兰州大学郑炳林、南京大学赖永海及北京大学楼宇烈等教授联袂来访,在亲自了解《佛光大藏经》整个编纂流程后,对我们藏经编校需经过百余个工序的严谨,表达十分的心服敬佩。他们认为历代《大藏经》的编排都是由王朝在支持,至明代以后,民间再也没有人编印过,《佛光大藏经》的编印可谓是创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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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藏实在是一个艰巨的事情,由于藏海无涯,以我们少数人即使穷毕生之力,也难完成。多少次,我们在报纸上征求同好,希望广邀有志之士,一起参与编藏的工作。但时代变迁,古典文学已少人问津,何况编务工作繁琐,勘校的时间久长,一部藏不经五年、十年编校,何能完成出版?文字工作,寂天寞地,付出的心力,不易被看见,而且没有掌声,而永明、永进一直锲而不舍,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无怨无悔投入编藏的工作,还带领许多义工,不计名利地,以无比的热情为完成编藏而努力,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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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出版的《佛光大藏经》(慧延法师摄,二〇一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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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编藏处的义工,多是发长远心的信众,像是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林庆勋教授,长年担任我们的编藏咨询;印刷指导部分,则是城邦集团印书馆总经理陈美玲与中茂印刷公司董事长廖鸿辉;再有功德主潘孝锐居士的女儿潘碧珍,以及王文华、温思传、陈椿荣、吴玉如、郑秀珠、陈贞妙、陈顺章、陈绚铭、李典荣、李明雄、陈慧美、苏美华、周秀香、陈巧芳、施中和、陈贞秀、廖采如、廖采蓉等义工,他们对编务中的校对、打字、输入标点、造字甚至排版,都能投入而胜任,对藏经的热爱可以说是到了全心全意的程度。其中,也有不少参与编校工作后,就读佛学院而出家的,如:觉明、觉多、觉寰、觉承、妙中、妙悦、妙楷、如介、慧择等,都因藏经的熏习,而发起菩提心,加入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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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一部藏的完成,必得集百千人力,集体创作,否则实在不易成就。然而,想到编藏如此耗时费力,为了想加速完成,也因为佛光缘美术馆编印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即《图像藏》)即将完成,这套图典共二十大册,以中英文对照方式出版,一样集数百人之力,历经十余年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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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百花齐放,双喜临门,我希望各藏也能同时出版,所以就将藏经分别办理,目前由依恒负责《声闻藏》,依空负责《艺文藏》,永本、妙书负责《本缘藏》,满纪负责《唯识藏》,他们也各自带领无以计数的有缘人,同步进行编纂藏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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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已经过了三十余年,相信再有三五年时间,《佛光大藏经》必定能全藏落成,届时这十六部大藏,总计应该有五百余册。回想起来,自从宋开宝年间始刻的《开宝藏》到清代的《龙藏》,三百余年来,大部分都是皇家所刻,如今我们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出版经过校勘、分段、标点、注解的现代化大藏经,也算对续佛慧命、保存中华文化,尽了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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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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