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举完“七种阴恶”之后,《太上感应篇》接着例举了为官有权力之人易犯的十一种恶,这十一种恶是:“是非不当,向背乖(guāi)宜;虐(nüè)下取功,谄(chǎn)上希旨(zh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lù)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壅(yōng)塞方术,讪(shàn)谤圣贤,侵凌道德。”
一个人能够为官,掌握一定的权力,都是往昔所作善业成熟的果报。就像水能够载舟亦能覆舟一样,权力能够使人上升天道亦能使人下堕地狱。如果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努力行善,为人民谋福利,则所作之善业将超过常人千万倍;但如果利用手中的权力危害百姓,则所作之恶也会超越常人千万倍。所以,为官有权力之人不可不慎。
先观察为官第一恶:是非不当,向背乖宜。
是非,就是“对错”之义;是非不当,是指将正确的看成是错误的,将错误的看成是正确的。向,是“趋向”之义;背,是“远离”之义;乖宜,是“违背正道或常理”;向背乖宜,是指应该趋向或提倡的好人好事不去趋向与提倡,应该远离与反对的坏人坏事也不去远离与反对,趋向或远离、提倡或反对,违背正道与常理。
是非不当,是指为官者内心的见解不正确——将善的看成是恶的,将恶的看成是善的;将为民谋利看作是傻瓜之举,将为己谋利看作是天经地义之行;将对百姓有益之事看作是有害,将对百姓有害之事看作是有益等等。向背乖宜,则是指为官者的行为偏离了正道——该去认真做的事情不去认真做,不该去做的事情反而用心去做;应该大力提倡的不去提倡,甚至反而遮止;应该遮止的不去遮止,甚至反而提倡。显然,内心见解的“是非不当”是外在行为“向背乖宜”的因,思想观点一旦出了问题,行为必然出现偏差。因为为官者手中有权力,一旦其行为出现偏差,将波及他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民众,因此为官者应当对自己内心的思想谨慎又谨慎,审视又审视,因为它是一方百姓幸福与安乐的关键所在。
例如,为官者如果认为人的幸福完全依赖于物质生活资料是否极大丰富,与人内心的思想没有多大关系,在这种错误见解的支配下,就会仅仅重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提倡物质享受的生活理念,忽视人们内心道德修养的建设。时间一长,就会造成人们内心对物质享受的执著与贪婪,从根本上忽视内心的道德修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内心的道德修养堕落了,痛苦自然就会呈现在其内心,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任何外在的物质无法去除的。因此,只有在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没有后患的安乐。
又如,为官者如果认为搞好教育不能彰显自己的从政业绩,而提升GDP却能使自己有升迁的机会,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就会不重视教育,而重视GDP的提升。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民众素质的下降。又如,为官者如果认为做官是自己发财的好机会,而是不是能为百姓做点实事,则不是很要紧。在这种见解的驱使下,就会只为自己捞一把而做官,将利益百姓之事抛在脑后。在这种情况下,为官者的所作所为就只能给百姓带来负担与苦难。
为官第二恶:虐下取功,谄上希旨。
虐下取功,就是用虐待下级或民众的方式来获取功劳;谄上希旨,就是用奉承、行贿等谄媚上级的方式希望获得上级的提拔、奖赏。将“虐下取功”与“谄上希旨”综合起来看,“取功”与“希旨”是目标——也即想获得业绩,得到提升与奖赏,而“虐下”与“谄上”是两种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即对下虐待剥削,对上刻意奉承。
官员的功劳、业绩,可以让该官员获得上级的表扬、提升与奖赏,也可以让此人获得来自周围同事的赞扬与羡慕。如果功劳是通过自己努力行善、真实利益民众而获得的,则确实是一件值得随喜与称颂之事;但如果这个功劳是通过作恶而获得的——也即是建立在虐待下级等令他人获得痛苦之上的,则是非常不吉祥的事情。
唐朝玄宗时,玄宗皇帝的生活越来越奢侈,而且还不愿意下级悄悄供养。户部员外郎王鉷(hóng),观察到了玄宗皇帝的心意,于是就命令下面的小官员每年朝贡额外钱帛(bó)百亿万,存放在皇宫内库供皇帝使用。
玄宗皇帝认为他很有能力,能够使国家富有,于是就提升他为京城的采访使,不久又提升为户部侍郎,但朝中内外没有人不恨他的。不久,他的弟弟王焊(hàn)案发,他遭牵连被皇帝赐死。在如今这个时代,关于官员“虐下取功”的新闻报道也并不罕见。例如,有些小头目为了获得提前完成某项工程的业绩,在只给少许报酬的条件下让工人没日没夜地加班;有些官员为了获得搞城市建设的功劳,在只给少许补偿的情况下野蛮地让可怜的民众搬迁;个别公安干警,为了获得破案的功劳,甚至按自己的想像,编造案情而行刑逼供;有些学校领导为了讨好上级,让小学生在烈日下站立几个小时,迎接上级大领导的到来。如果是因利益了他人而获得上级的提拔与奖赏,这也是值得随喜之事,但用拍马、行贿等讨好上级的手段希望得到上级的提拔与奖赏,则是一件可耻之事。恭敬领导,本来是一个下级应该有的品质,但如果这种恭敬不是发乎自然,而是别有用心,超出正常范围而刻意奉承、暗中行贿,以希望得到提拔与奖赏,则这种恭敬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恶行。此外,被奉承的领导也会因下级的奉承,而渐渐从正直无贪走向偏邪贪婪。所以,下级的奉承是败坏上级的可怕手段。例如,上级一个不好的想法产生之后,实际上还有挽回的机会,但是如果下级观察到之后,不讲原则一味地奉承随顺,就会助成这个不好想法的实现。
所以,凡是做上级的,应时时提起正知正念,不要让自心产生邪念,这样就不会让心术不正的下级有机可乘。而做下级的则要反省,用自己的阿谀奉承去求地位与钱财,这样的地位就是不义之位,而钱财则是不义之财;而不义之财位,则会导致诸多后患。所以,为人应当公平正直,不应行持“谄上希旨”的谬道。
明朝宣德年间,朝廷曾派遣太监王三宝,多次下西洋寻求奇珍异宝。天顺年间,有向皇帝提议,再次派遣兵民下西洋,于是皇帝就命令兵部提供过去王三宝下西洋的路线记录等档案。此时项忠是兵部总领,他令下吏去库房查询档案,兵部的郎中刘大夏知道之后,立即就悄悄赶到库房将这份档案隐藏起来,所以下吏去查询时一无所获,于是皇帝就取消了再次下西洋的想法。项忠责怪下吏说:“档案明明保存在了库房里面,怎么会找不到呢?”刘大夏听说之后,在一旁对项忠说:“前次下西洋时,花费钱财粮食数十万,军民死掉的也不计其数。即使得到了宝贝,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帮助。这种有害无利之事,我们这些为臣之人应当真切地劝谏才是。即便过去的档案真的还在,我们也应合力销毁,从根本上消除后患。现在正好找不到了,你为什么还要苦苦地追问档案到哪儿去了呢?”项忠谢罪说:“我的见识浅薄,没有认识到这些。您这一番话,阴德动天,我的这个兵部总领的位置应该是您的!”后果不其然,项忠退位后,刘大夏接任兵部总领之职。像刘大夏这样,对上级不阿谀奉承、谄上希旨,而是正言相告,真是后代官员学习的榜样。
摘自《太上感应篇浅释》(明如居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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