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三一年出家于杭州灵隐寺,即闻弘一大师之名。知道他本是一个艺术家,精于书画篆刻,在杭州很有名气。偶尔在杭州寺院中看到他的书法,确是功力超人,自成一家。后来在杂志上时常看到他的好友门生夏丐尊,丰子恺等的文章,介绍其出家后精持戒律的生活,心里更加仰慕。经过多年,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位厦门朋友转来弘一大师写送我的一副对联,一看那联语两边的题记,才知道是大师看了我在厦门《佛教公论》上的两篇文章而写送我的,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对联是集华严经句的。句云:“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对联的左右用小字写得长长的题记云,“去岁万均法师(当时我的笔名常用万均)著《先自度论》,友人坚执谓是余作,余心异之,而未及览其文也。今岁法师复著《为僧教育进一言》,乃获披见,叹为希有,不胜忭跃。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岂余闇识所可及耶?因呈拙书,以上志景仰。丁丑三月,集华严经句,沙门演音日。”

　　我展读之下、深深为弘一大师奖掖后进的慈悲心肠所感动。恰巧这年我以某种胜缘,应闽南佛学院的邀去厦门南普陀寺。满以为可以见到弘一大师,并向他请教。谁知我到达厦门,他已应青岛湛山寺之请北上讲律了。我等待了两个月,以为弘一大师即将返厦,可以相见,谁知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厦门,形势紧张,闽南佛学院已无法上课。我就仓皇乘英轮离厦去香港,转赴广东南华寺。从此就再没有机会见到弘一大师。人生聚合,信有因缘。

　　这里简单谈谈那时我写的两篇文章吧。

　　第一篇是一九三六年发表于厦门《佛教公论》创刊号的《先自度论》。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以弘法利生作幌子的人而发的。我征引了印度的大乘经论如《大般若经》、《维摩洁经》,《问疾品》,龙树《十住毗婆沙论》,和此土古德章疏如南岳思大师《立警愿文》、智者大师《摩诃止观》永明寿禅师《宗镜录》及《云栖大师遗稿》等经论文字,从理论上证明学佛宜先自度。如《十住毗婆沙伦》卷一说:

　　问:“何故不言我当度众生,而言向得度已当度众生?”答曰:自未得度不能度彼。如人自没淤泥,何能拯拔余人?又如为水所漂,不能济溺,是放说我度已当度彼”。特别微引莲池大师《三栖遗稿》卷三云:“今见孤隐独行之辈,即指而日,此声闻人也。见营事聚众之流,即指而日、此菩萨人也。噫!涉俗者遽称菩萨,而避喧者便作声闻,抑何待圣贤之浅也。

　　由生大我慢,起大邪解,自以为是而鄙薄一切。遇持戒者则非其执相,遇精进者则笑其劳形,遇禅寂者则毁其枯槁。遂致心目狂而弗收,言弥诞而莫检。人或诘之,则曰大乘者也。嗟夫!窃一时之虚名,而甘万劫之实祸,可胜叹哉”!

　　此外,又引《大智度论》卷十九以释难说:“菩萨应以教化众生为事,云何深山自静,弃舍众生?违于慈悲利他之行?答曰:身虽远离,心不远离。犹如病人服药将身,身康已后,方可复业。”之说,以解释有人引《普贤行愿品》卷四十“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的经文,诸难先自度论之说。

　　最后,强调自度因业,分“对自”与“对他”二项陈述。对自要深自督责,以求自己的行为合于所信所解。二者既合、还要历参善知识,绳以古德规模,扩而充之,止于至善,始得云参学事毕,出而弘法利生。对他方面,我引吉藏《法华统略》卷二云:“凭师之人,须精鉴师之得失,不可便信,亦令师识知弟子真伪而晓示之”,强调了师择弟子须慎,弟子择师更须慎的意义。以上是《先自度论》一文的大意。

　　一九三七年,我又在《佛教公论》第八号上发表《为僧教育进一言》,大意谓主持僧教育者应以真实为法之心办学,造就人材不能贪多求速成,学僧应知自度为先。同时也针对当时僧教育方面的一些弊病,提出一些改进的办法。现在回想起来,不觉已经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

　　去年冬天,法源寺举办弘一大师书画金五音乐展时,我在参观之中,觉得与其他书法展览不同。首先感到的是弘一大师的书法,炉火纯青,一尘不染。其次是他的诗词,文章、篆刻、绘画、音乐等,无一不精,在近代艺术家中是少见的。第三是以这样的艺术高才出家为僧,专攻律藏,实践躬行近于苦行僧,且时时以书法结缘,鼓励后进。弘一大师真是已渡苦海稳驾慈航的大德,因此对于拙作备加赞扬,希望我能有所寸进。这样的鞭策真使我受用无尽。我竭诚祝愿弘一大师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