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马宏达（2014年3月2日上海恒南书院，南怀瑾老师诞辰纪念讲座）

（本文为作者修定版）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思维的陷阱。是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拿来作一个陈述，不是严谨的报告，只是漫谈。

南老师在的时候，说过多次，泰戈尔当年，一百多年前，在印度办了一所森林学校，它是一个国际大学。十几年时间，发展成一所从很多国家来的学生、教师加入的大学。学生也是老师，老师也是学生，大家可以互补。南老师很赞成泰戈尔的这个办学方式。

说到文化教育，我是外行，勉强说些外行话，诸位也不要当真。

中国有两句古话：一句是“尊师重道”，一句是“教学相长”。一方面要讲师道尊严，学生尊敬老师如父母。因为老师是学生智慧、品行与知识技能的再生父母，尊师就是重道，就是尊重智慧与知识。不尊师，禽兽不如。做老师的，也因此而要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另一方面，教学相长，教与学相互促进的。老师带学生是先进带领后进，先觉引导后觉。但毕竟老师和学生也都是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抛开了职业身份不谈，每个人都是学生，都需要向别人虚心学习，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同时，每个也都是老师，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心得或教训给别人。分享，彼此就会更加丰富。但落脚点要落在做人做事的成长上，而不是卖弄知识，比较人我高低是非，更不应彼此求全责备。学问是学加上问。知识是学问的一种。真的会做人做事，才是真学问。很多人的心理，一定要找一个完美的老师或者专家，偶像一般，站在上面给大家传道、授业、解惑，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一样，然后大家听了课就自动长进了。这样点石成金的童话般幻想，是一厢情愿的思维陷阱，也是人性中固有的宗教情绪使然。好的老师当然非常重要，但学生的自觉自立自强更加关键。

所以，太湖大学堂有两个层面，一是以南老师为核心，等于传统书院的山长——导师兼领袖，他老人家身教言传，讲学不辍，把心得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通过记录变成图书，分享给社会上更多的人。另一个层面，就是大家来学习的同时，也分享各自的经验心得，然后回到生活工作中，各自努力，提升自己，影响社会。至于大家听了课，读了书，彼此分享心得以后，各自改变了多少，只有看个人的努力与造化了。

南师虽然走了，但是这种尊师重道、经世致用、分享互动、重在成长的精神，社会上可以广泛借鉴。形式可以多样化，乃至不用学校的形式，每个人与亲人、朋友之间的分享、互动、成长，或者读书会、研讨会、分享会、交流会，等等，只要把握了回归教育本质的精神，尤其是培养随时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习惯，就可以达成事实上的可持续教育与提升。

说到书院，传统的书院是以山长——导师为主，导师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随时面对各种事，随时都是身教，决不是单纯的传授理论知识。这对导师的要求就非常之高了，决非“学富五车”便可胜任，因为身教最难。现在社会上新兴一些书院，反映了大家对传统书院的“心向往之”，但师资就难办了，学生也难办。譬如南师创办的太湖大学堂，兼具传统书院的特点，山长与导师就是南师，他老人家的身教言传做到了极致，极难企及。可是学生却不是传统书院的学生了，因为这个时代的因缘，几乎每个学生都外务缠身，文化底子又很薄，而且各有动机，各有因缘，各有程度，很难做到诚恳专精用功。所以，由于师资和学生的现况，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的书院，不大可能重复古代书院的模式，但却可以走分享、互动、成长的路线，落实在自我教育为本，外部启发熏陶为辅，大家相互激励、分享、互补，目标在于不断地自觉、成长、提升综合修养、安身立命与经世致用。

再者，之所以叫“太湖大学堂”，而不叫“太湖书院”，是希望不止于传统书院的方式，而能因应时代的因缘，寻找相应的人才来配合，包括东西方人文文化与自然科学人才，着眼于人类未来的福祉，融合并传播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为消弭人类未来的部分忧患而贡献力量。这个理想，南师从几十年前创办东西精华协会，就开始努力推动了。老人家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义所当为则为之，也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他老人家早就知道，因为时代的关系，才难！能够搭手实现理想的人才，太难找到了！

南师他老人家独资创办了太湖大学堂，并非做投资哦！注册这个机构，是我办理的，从法律上来说，就获得了在内地长期私人讲学的合法地位，受法律保护的，这是外形。内容呢？是以他老人家为主体，为主导，回归教育的本质，重在做人做事的身教，重在真实智慧的启发与心得分享，重在安心立命、身体力行与经世致用，而决非单纯理论知识或学历学位。也不是偏重佛家或哪一家的学问，也不是偏于民族主义，而是着眼于人类未来的忧患与福祉，入世出世、古今中外，“自他一体视”，平等看待，一视同仁，兼容并包，经纶济世。老人家考虑的，不是自己，不是投资，而是文化大业，不仅仅是中华文化断层的接续，还有人类未来的祸与福。

而且，法与财双手布施，是南师数十年来的行愿之一。他老人家这些年在内地办学，我跟在旁边亲眼看到的，老人家随时在布施。譬如他讲课，素来不收费，在大学堂还免费请大家吃课间餐呢。不仅如此，我们连同往来的客人与同学们，多年以来，吃的都是他老人家的饭。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从台湾到香港，从上海到庙港，来来往往的客人们与学生们，吃的都是他的饭哦！这对他老人家而言，只是天天在布施的一件小事，可是他老人家从来不说。而且他岂止是财与法双手布施，他老人家是用十波罗蜜的修养来行大布施（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等十种波罗蜜），无时无刻不在布施。这个谁做得到？谁学得到？看之容易做之难，太难！太难！

太湖大学堂是面向成年人的教育。后来，2008年，南师又创办了一所小学，也就是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为什么要创办这个小学呢？因为多年以来，南师在海内外提倡儿童中英文经典诵读，还加上珠心算，利用孩子13岁以前如种子汲取营养般的强大记忆力，给孩子们的记忆银行，存储东西方文化经典的财富，毕生受用。珠心算，则是数学的基础。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给孩子们从小打下这个人文文化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希望将来出现很多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出现应对这个古今中外碰撞时代的栋梁之才。当然，这个基础是个本钱，怎么样用这个本钱，又是一回事了。后来果然发现，有些孩子在知识丰富的同时，骄傲了，看不起人，又不懂做人做事，生活自理能力也没有。所以说，记诵之学，理论知识再丰富，不懂得运用，不懂做人做事，也还算不上真学问，此其一；还有的，认为只要读经便可，不学现代知识，不学谋生技能，与时代脱节，与现实脱节，此其二；还有每天连续读经很多个小时的，过度了，此其三。鉴于此，再综合一些因素，创办了这个小学。其办学精神是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武结合、生活生存能力与学习能力结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三结合，希望培养适应古今中外文化交融的这个时代，又会做人做事的人才。指导思想是这样，大家一起努力，做了很多尝试。课程中的中英文经典诵读只是一小部分，每天只诵读吟唱二三十分钟而已，日积月累已经很可观了。当然并非说它就成为标准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老人家辞世以后，很多因缘也都变化了，教师队伍也变化很大，与过去大不同了。但这个办学的精神与指导思想，社会上可以借鉴。

老人家这么大年纪回国，为了文教大业，只争朝夕，燃烧掉最后的生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一辈子讲了很多课，办了很多学，鞠躬尽瘁，牺牲了自己和家庭，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做投资，而是天下为公，探“路”、修“路”给大家走，给“人类”走。诸行无常，缘聚缘散，虽然老人家在与不在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但老人家这些教育思想，社会上可以借鉴，发扬光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因缘，创造性地办教育，改善现行教育。

“教”与“学”两个字

说到教育，我们看看“教、学”这两个字。先说这个“教”字，所谓“教者，效也”，也就是做示范给人效法——效法就是模仿——也就是作榜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小孩最初效法的是父母——所以家教非常重要——后来跟其他人、跟成年人、老师、社会上的人去学习。所以说，身教胜过言传，“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榜样最重要。

但是古今中外，人与人之间，包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君臣（上下级）之间，乃至陌生人之间，往往是要求人家很多，用一把尺子衡量别人很严格，衡量自己却很宽松。谁都想改变别人，改变社会，改变世界，但是谁都很难改变自己。这就是一种悖论了，是自相矛盾的思维陷阱了。而且无形中，我们自己往往就是不好的榜样之一。所以谈建设社会、建设未来，如果不从人人改善自己做起，再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可是，改变自己是天下最难的事。为什么如此之难，后面我会谈到。

“教”字的另一层意思，由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出来，右边是“攴”（读音“扑”），表示手持小木棍敲打，也就是戒尺、教鞭，代表戒律、纪律、奖罚措施。左边是“爻”加上“子”，“爻”者“交”也，代表各种因缘条件的互动，代表万事万物的变化。“子”代表学习的人。合起来，“教”就是用种种方法，诱导或督促、鞭策人了解事物，乃至于探索万事万物，了解自己与天、地、人生。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爻”是“老”的上半部分，代表“老”。再加上“子”，表示老少之间的传授。老，不止代表年龄，它也代表在某方面的经验学问老到熟练。子，不止代表孩子，也代表在某方面懵懂无知，经验浅薄。“教”字的字形，已经把教学关系的画面勾勒出来了。而且不论是他律还是自律，总之教育是需要纪律、戒律的。

推而广之，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社会规范，也兼有教育的功能，有执行戒律、规则、赏罚的必要。换言之，戒律、纪律、规则、律法、赏罚是手段，应以教育为目的，而非以惩罚为目的。

第二个字，“學”者，覺也。你看这个“學”字，小篆字形，“學”字头和“覺”字头是一样的，觉是这样。上面左右两个东西像窠臼的“臼”，代表一个轮廓，在此代表小孩子的头脑，头顶骨的囟门尚未关闭的样子。小孩出生之后，在还没有起分别心以前，他的囟门是软的，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那时候他没有明显的分别心，也没有他人与自我的明确区分。中间那两个叉叉，就是“爻”。易经讲爻变，一爻两爻三爻四爻……这样从下画上去，代表了事物的变化阶段，也表示万事万物之间的交互关系与因果，也可以说代表了宇宙一切的缘起。下面那个秃宝盖，代表一个房子或者课堂，也可以说代表一个人自己内在的空间、心灵的世界。“子”表示学习的人，不论是小孩或大人，在学习的时候，都应以谦虚诚敬的赤子之心来学习。

“覺”字下面是个“见”，“见”代表认知、智慧以及所知所觉。学者，觉也。学是什么？学的目的是为了觉，觉醒的觉。学的方法也是觉，靠觉知，认知，靠悟性。觉醒什么东西？觉醒怎么做人、做事，从知识技术一直到智慧，到德性，到天地人万事万物的究竟，等等，都是觉的对象。所以，学的方法、目的与关键都在于觉，尤其是要自觉。如果只是累积了很多知识，却不能透彻觉悟其中的奥妙，就不能善加运用知识。如果只是学了知识技术，却没有做人做事的自觉，没有人格修养的自觉，那很可能反而利用知识技术害了别人和自己。

教与学，“教”的重点在于身教，其次才是言传。教知识、技术容易，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做人做事的榜样，就很稀有了。南老师是人师，他的身教已经做到了极致，他是知行合一的，他讲的是他做到的，是他的经验之谈，这非常非常之难。你看“师范”两个字，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个标准太高了，很少人做得到。不论家长还是教师，难就难在以身作则，因为改变自己最难，每个人都有很多习气、弱点。家长自己不能做个好榜样，把教育的责任都推给学校，这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当然也是一种思维陷阱。

“学”的关键，在于自觉。自己要觉醒、觉悟。自己不自觉、不努力，再伟大的教育家拿我们也没办法，即便跟着伟大的教育家一辈子，恐怕也是白跟了。所以，不自立自觉自强，却一切依赖于老师，也是自欺。尤其在改变自己的个性习气，开启智慧方面，更是要以自立自觉自强为本，依师或依法才有用，否则永远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个“依师、依法”，不是依赖，而是依照、遵照指示去修学去实行。换言之，没有自立自觉自强地依法实行，亲近老师也没用，虽入宝山，却空手而归。

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改变自己最难，自觉最难。世间一切人为的困难大抵根源于此。南老师感叹，他说自己做教育几十年，改变了谁啊？所以感慨“教育无用论”。他老人家这个话是鞭子！他讲的不是我们掌握了多少知识、理论、技术，或者什么学位，或者善于把话讲得天花乱坠滴水不漏，或者有什么社会成就、地位、名声、财富，他问的是有谁真的改变了自己。他常说，英雄可以征服世界，却征服不了自己。他希望的这个“改变”，是征服了自己。如果说教育改变人生，其实南老师的教育，已经改变了太多人的人生。且不说有缘跟他学习过的人们，也不说那些所谓三教九流各路英雄的精英人物，我们仅从他辞世后，那么多未曾谋面的社会人士在网上发表的纪念感言中，便可知道这一点。我所知道的不少同学，在改变自己习气方面，也有不少进步。当然，这种改变，距离他老人家的高标准严要求还很远。他老人家的标准很高，他希望大家发心（立志），自觉，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升华品格，开启智慧，在心理上，在行为上，转恶为善，转善为净，影响社会。这是教育最高最核心的目标，也是最难实现的理想。难在哪里？难在我们会姑息自己，放纵自己；难在我们太过依赖自己的个性习惯，路径依赖，改变一点点都很不习惯；更难在我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没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还蛮正确蛮不错哩。南师常讲一句话，叫做“有药能医龙虎病，无方可治众生痴”，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教育的核心瓶颈。

所以，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老师了不起，学生却很可能起不了。老师身教言传，已经尽了师道之责。学生自立自觉自强，将老师所教的消化掉，变为成长的营养，是学生的本分。学生不肖，责任在己不在师。因此，还不用说别的方面，仅仅这一点，我们大家欠老师的债务可就太多了，还都还不完的。

这个教与学的道理背后，是人性的基本问题。它不仅仅适用于教育，也可以启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反思。人性的问题，我后面会谈到。

我们刚才只是从“教、学、觉”几个字来看，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字非常了不起，一个字可以包容那么多的内涵。《尔雅》、《说文解字》的著作，功德很大，可以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用统一的文字记载下来，使几千年后的人，只要读懂古文，就可以基本看懂几千年之间的典籍，这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当然，由于百年来的巨变，国人的古文修养差不多底儿朝天了。这两部著作，距离造字时代都在两千年以上，是对中国文字和词语的集中化规范化解说，非常了不起！但毕竟不是造字者自己所作的说明。而且中国字本身就是个象，一个活的现象、画面摆在这里，既是大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抽象，又保留了具象，所以可以启发很多连锁的思考，引申很多意义，不一定局限在《说文解字》的范围内。

教育的瓶颈

国家社会的基础是文化教育，只教知识技术还好办，但文化教育的瓶颈在人性的顽固弱点，这也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根本瓶颈。古今中外，人们每每不满现状，不断地探索政治、经济、社会的理想道路，不断地尝试革故鼎新，可是不久就会发现，一切又开始了异化。于是，这种革故鼎新的冲动，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着，永无休止。很多伟大的社会理想，通过努力好像近在眼前了，可以不久之后，好像又远在天边了。可以说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怪圈的轮回。这个轮回的背后，是人们不断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时，却永远要面对无常，面对极难改造的自己。表面的改造是有的，深层的就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越是改造不了自己，就越是寄托于诉诸于外在世界的改变。这是一种悖论的轮回，思维的陷阱。即便再好的制度，面对人性的痼疾，也往往捉襟见肘，常感无奈。

所以说，改造世界首先应从改造自己入手。《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本末因果的关系。但现实中，人们是本末颠倒的，只希望家齐、国治、天下平，却不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想改变别人，却不愿改变自己。只想品尝果实，却不愿辛勤耕耘。所以，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如何去实现呢？

据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有一块墓碑，写着著名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漫无边际，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一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改变我的家庭，然而，这似乎也不可能……现在，我已经躺在床上，就在生命将要完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就首先改变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在我为国家服务的时候，我或许能因为某些意想不到的行为，改变这个世界……”这段话，和上面讲的《大学》里那段话是一个方向，但《大学》提供的，是一套更为系统完整且理性的，可操作可实行的因果路线图。

教育的硬道理

讲到教育，先不管学历文凭那些社会标签，教育的核心硬道理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自觉与成长，包括了做人做事的成长，品德智慧的成长，人情练达的成长，才能的成长。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事情，挫折也好、是非也罢、恩怨也好，或者接受了多少知识、技能的教育，乃至多么大的头衔、学位、地位、权力、财富、名声，一大堆闪亮的社会标签，假使说内在的德行智慧人格，做人做事，没有真正获得成长，乃至为了换取这些外在东西而牺牲了人格，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个代价很大，要长期付账的，远非眼前所得能够弥补。

如果说，一个人不论经历什么，都善于将其变为自己成长的营养，那他随时随地都会成长的。对他而言，没有什么事不是营养，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事坏事。那他就已经步入了自我教育的良性循环，步入了自立自觉的光明大道。这种成长，是扎扎实实的人生财富，它会带到未来，照亮未来。而外在的东西，财富、地位、名誉、权力、得失成败是非荣辱，乃至身体，都会被无常带走。所以说，自觉和成长是教育的硬道理，也是人生的硬道理。

科学哲学的看法

接下来一个问题，讲到科学证伪不证真，上午吴（琼恩）教授已经阐述得很充分了，我就不再重复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看法之一，是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真。所谓证伪，它不断求证求真，不断否定之否定，往往推翻自己过去的东西。比如说牛顿的一些理论后来被推翻，爱因斯坦的一些理论也被推翻，等等，这很正常。量子力学发展到今天，推翻了过去很多科学理论，它的技术成果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无不应用了量子力学的成果。可是量子力学也还没有究竟，还要再发展，否定之否定。科学不等于真理。可是百年来，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环境，从官方到民间，习惯性地把“科学”等同于“真理”。做什么事要“科学地”怎么怎么样，一切要“科学地”去处理……无形中把科学等同于正确，等同于真理，这是普遍流行的思维陷阱之一。正确其实很难，谁能代表正确啊？谁能代表真理啊？那是愿望，愿望不等于现实。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其实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前几年在学校里，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说到“聪明就是笨”。为何这样说呢？就像我们在这里开着电灯，所以看得到大堂里面的人啊、物啊。这个电灯等于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能够认知一些东西。可是，因为我们注意力全部在这里，无形中这里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其实外边天地很大，里面这点亮光，照不到外面的广阔天地。我们平常认知世界的工具就是“灯光”，我们依赖“灯光”，等于盲人朋友依赖拐杖一样。聪明、思维、知识、专家都是我们的拐杖。我们依赖思维、依赖聪明、依赖知识、依赖理论、依赖专家、依赖向导、依赖老师……其实都是盲人依赖拐杖。这个“拐杖”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盲目，并没有让我们自动打开慧眼。但是我们依赖之后，习以为常，会把“拐杖”触摸的片面境界，当做真实的世界，甚至把它当成自己生命世界的全部。我们会把聪明当成智慧，把思维当做精神，把逻辑当做理性，把自以为是当做正确，把知识理论当做现实，把自己认定的道理当做真理，把电灯照亮的这个小空间，当做整个世界。所以说，聪明就是笨。灯光范围以外的是无边的黑暗，那是聪明所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极其有限，不知道的却是海量的。对一件事也一样，所谓“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真的全面透彻了解一件事很难，大多是片面偏差的，甚至完全扭曲颠倒的。

可是大家常常听到好多人讲话（我们自己也一样），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或政治家、企业家们，讲话非常斩钉截铁，认为他讲的那些就是绝对正确的，好像只要按他这个话去做，一定行的。其实未必。这是看不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把局部的所知当成了全体。这是一种普遍的思维陷阱。所以要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非常的困难。包括对自己，我们同样所知太少，随时被莫名其妙的念头带着乱跑，却不自知。所以说，“慎独”的功夫包括了“善护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包括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独处时的戒慎自觉。

文化的土壤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传媒非常发达，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等，资讯海量爆炸式增长，太多似是而非的信息满天飞。大家今天特别喜欢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喜欢讲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舆论本身既是一种权利——利益的“利”，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力量的“力”，它会产生力量，它既是我们的利益，同时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今天看到满天飞的雾霾，或者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认为是环境污染，需要治理。可是不负责任的、逻辑混乱甚至毫无逻辑的舆论信息，乃至谣言，满天飞，变成了精神雾霾，舆论垃圾，难道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自由释放，随处乱丢吗？

由此想到人文环境问题。我们今天的人文环境，从言论自由、传媒方便上来讲，超过几十年以来任何一个阶段。今天可以说言论非常自由，你几乎可以随便乱讲，尖刻偏激、极端浮躁肤浅、逻辑混乱的言论，乃至谣言，舆论暴力，随处可见。很多人以为言论自由、言者无罪，就可以随便讲，讲了可以不负责任，比随地吐痰丢垃圾还要无所顾忌。即便是表面严肃的学术言论，似乎也可以不必负责任地随便讲。这是一种权利与自由的滥用，是对义务与责任的无视，也是对他人和社会的不尊重。它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人文环境，却同时又呼唤人文环境的改观，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今天的大众，在似乎空前自由的选择中，被五花八门的海量信息舆论公开地催眠洗脑，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其中当然也包括无孔不入的商业信息。

说到百年来人文环境的变化，免不了提到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其历史的复杂背景。而且任何事物，法久弊深，很多的问题也的确有革故鼎新的必要，所以新文化运动有其历史的功劳。功劳大家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不好意思，我要乱弹一点批评的话。新文化运动是留学生们回来领导的。当时有一个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大家都很着急，希望中国快速地富强起来，不要再挨打，不要再受人欺侮。这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也有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问题。而且思维上、言论上、态度上，有非常偏激、极端的一面，把中国数千年整个的历史文化全盘否定，甚至提出来把文化的载体——汉字，连同所有中国历史文化统统废掉，文字都拉丁化，一切都西化。所幸这些主张没有全部实现。但是，其引领的一些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偏激、刻薄、浮躁、极端，却传染开来，蔓延了一百年，直到今天还不止。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思想的层面上，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主张革传统文化命的继续。我们古代主流的思维和语言习惯不是这样的。古代因为诗书礼义的教育，社会风气是温柔敦厚包容的，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为主流。但是这一百年的剧变，过去的优点也被革掉了。这样一个思维偏激浮躁，舆论暴力无礼的环境，它变成一个文化的盐碱地了，破坏力很大，重建很艰难。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百年了，打倒了旧文化，新的文化却没有扎实建立起来。所谓“新文化”，非常单薄而欠缺根基，不足以支撑国家社会的需要。想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汲取营养吧，又羞羞答答不好意思，怕被人骂成“封建余孽”，而且还丢了钥匙——没有古文修养的底子。反倒是骂自己的历史文化，已然是大家习惯了的，不管骂得对不对，极端不极端，大家都习以为常。其实什么是“封建”，也没搞清楚。百年来流行用欧洲的“封建”“专制”标签贴到中国历史身上，恐怕是张冠李戴，削足适履。其实唐代的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早已讲清楚“封建”的问题。而且中国的封建制不是集权，而是分权，诸侯国自治，诸侯国与中央天子的关系，类似于现代所谓邦联制，所以后来演变成战国的大战乱。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了避免再度出现诸侯国争战不休生灵涂炭的局面，就结束了封建制，变成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体沿用至今，也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专制”来定性。秦代是一种法治体制，君臣各有法定的职责本分，法治体系非常健全，官员靠选贤与能的开放机制选荐来的，依法度行政，凭功过赏罚。两千几百年来，大致是延续秦体制，历代因各种因缘有所变化与波动而已。你可以说它不完美，弊端不少，也可以尝试不同的体制，但是简单粗暴地定性它，一棍子打死，未免太脱离实际。而且，天下有完美的体制吗？古今中外，哪个体制没有一大堆的弊端呢？哪个体制不被异化呢？人类至今还在困惑着，还在继续寻找更好的体制制度，寻找更好的治理方式方法，并未达成“历史的终结”。

中国文化要推陈出新也好，要继往开来复兴也好，必须要有一个肥沃的土壤。这个土壤是什么？首先要具备包容、尊重、分享、共生的精神。你说它是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精神也好，说它是温良恭俭让的礼义精神也好，总之，若没有包容、尊重、分享、共生，就没有人文的沃土，没有文化的沃土。在思维偏激浮躁，舆论暴力无礼的盐碱地上，能长出什么呢？

譬如现在大家喜欢谈民主，往往讲得很偏激很极端，理想化、浪漫化、情绪化的想法说法很多，而且听不进不同意见，不知道这与民主精神是相符还是相悖？民主到底是什么？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现在全世界都在说民主，有人说民主就是限制公权，保护私权。有人说民主就是普选制，就是一人一票等等。中国在民国初期就实行过民主普选制，也做过很多其他政治实验，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研究。现在国际上各个国家所谓的民主形式，各有不同，并非千人一面。相对成功的有一些，失败的案例也很多。谈谈理念很容易，但是理念不等于现实，落实起来远为复杂。可是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一个思维陷阱——理念或愿望、主义讲多了之后，忽视了问题与落实操作的复杂环节，混淆了理想愿望与实际可行性。

谈民主，离不开民主精神。民主精神的要素是什么？首先是平等、尊重与包容。所谓权利自由和义务责任的对等，就贯穿着平等、尊重与包容的精神。平等、尊重与包容，是礼义廉耻或仁义礼智信的底线，是克己复礼的底线，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之一，并非民主精神的专利。尊重人权也好，尊重言论权也罢，自尊自重也好，乃至公权与私权之间，是彼此尊重，而不是各自唯我独尊，这样才有人际伦理、社会关系的相对正常化。否则，如何避免变为自我中心，自说自话，自私自利，彼此倾轧争斗，乃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呢？如果唯我独尊、情绪化、暴力化盛行，那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没有区别，不论多么好的体制制度，恐怕也无济于事。如果民主缺乏了互相尊重、包容的精神，与自我中心有什么区别呢？自我中心必定会固执己见，不懂尊重与包容、合作与妥协，不懂平等与协商，很容易陷入情绪化，纵容贪欲、瞋心，纵容思维、言论与行为的暴力，距离专制暴政（也包括暴民政治）只有一步之遥。

同理，对历史文化也要尊重。批评是一回事，继承是一回事，但无条件的尊重，是起码的应有态度。无古不成今，历史文化是国家民族血脉灵魂的来源。尊重历史文化，就是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其民族的整体人格与灵魂被阉割被否定，必定陷入自轻自贱的扭曲境地，失去自信，茫然失措，然后仰人鼻息，邯郸学步，被人牵着鼻子走，也必定缺乏自主创造力，必定无法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自立于世界，更无法从历史文化中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汲取营养，吸收教训。就像一个不尊重父母祖先的孩子，他可能混得表面发达，但他的人格与灵魂永远是自卑扭曲的，不可能自信自重、顶天立地。

若有能力，就从历史文化里面汲取营养，记取教训，用来自利利他，利益社会国家，利益人类。如果能为历史文化书写靓丽的新篇章，增添新的光彩，那就更了不起。没能力吸收营养，也请尊重她。尊重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尊重自己的祖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学习他人的长处当然应该，但是决不能以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为前提。以海纳百川的自信和胸襟，汲取东西方的精华文化与经验教训，造福人类的未来，才是正路。怎么可以把一时挨打的责任，统统推诿到祖宗十八代身上呢？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事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不是想当然那么简单。各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想法，往往难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乃至脱离实际的思维陷阱。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人物都很了不起，也很爱国，也有他们的卓越贡献，同时也有他们的种种局限，也欠缺了尊重、包容、虚心的精神。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那么庞大而浩瀚的，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历史文化这样没有中断过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把它轻率地就全盘否定，没有一点尊重的态度。这个既不是民主精神，也不是科学精神，倒是“革命小将”的作风。虽然新文化运动号召的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对历史文化所做的这些，恰恰相反，走的是简单粗暴、极端偏激的路线。当然，他们很有才华，但也并非真理的化身，普通人的弱点他们也有，而且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他们不可求全责备。

历史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善恶多有。古今中外，哪个人没有众多弱点呢？哪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没有众多问题呢？反之，哪个人没有优点呢？哪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没有优秀财产呢？看自己祖先只盯着丑陋的看，无限放大，一叶障目，全然不管其他。看别人只盯着表面光鲜的看，也无限放大，一叶障目，全然不顾其他。别人宁肯虚构历史也要美化自己的过去。我们则是极尽挖苦丑化诋毁之能事。这种片面极端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大有检讨的必要，自卑心理与情绪化主导了思维，欠缺理性与逻辑，自欺欺人。冷静下来反省反省，这种思维的背后是怎样的心理呢？有没有成王败寇的心理作怪呢？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告诉我，他发现所有被殖民过的国家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乃至种族，都很自卑。我说这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成王败寇心理痼疾。

既然谈科学民主精神，就意味着我们随时可能犯错。因为科学并不意味着正确，而是意味着可错性，意味着在不断求证中往往否定自己。民主也不仅仅意味着公权力的限制和私权利的保障，更意味着相互的尊重包容，而不是自我中心，自我利益至上。片面倾斜于任何一方，天平都会失衡的。民主自由同时也意味着权利与义务责任对等，只讲权利与自由，不讲义务与责任，那不是民主与自由，而是自我中心论，无视他人的存在。不论公权力、私权利，还是资本、舆论，任何能量、力量的乱用，都会造成危害，所以都需要用对等的义务与责任来制约。不负责任就意味着肆无忌惮，所以任何行为都应负起责任来。

国际关系的道理也一样。没有尊重、包容、平等、共生，就没有正常的国际关系，有的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像美国喜欢输出他的价值观和国际规则，乃至以民主的名义输出颠覆与革命，在国际上标榜自己永远伟大正确，别人都得听他的。这就不是科学与民主精神了，而是反科学反民主了，是自我中心的帝国主义了。一个人，永远认为自己正确，那是非疯即狂。一个国家，永远唯我独尊去否定别人、打击别人、掠夺别人，那就是帝国主义了。

谁能代表真理呢？谁也不能代表。各人有各人的个性禀赋和人生道路，各国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与道路。讲科学、民主，就要尊重、包容这些个性与选择，大家相互尊重，取长补短，造福人类才是。唯我独尊，强加于人，只会导致动荡不安。世上也没有永恒的成功与强盛。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学术、宗教。宗教之间、学术之间，也应该相互尊重包容。排他性极强的宗教或学术，未免以极端的偏见自是非他，变成迷信，自欺欺人，或者变成信仰领域的帝国主义。乃至对科学与民主也不可迷信，把科学民主绝对化万能化，是对科学民主缺乏了解，也违背了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

所以要复兴文化，必须先要培养一个好的土壤出来，首先要深深培养包容、尊重、分享的精神，若能有谦虚、诚敬、厚道的态度就更好，大家才愿意正常交流分享，也才有真正的交流分享质量，才逐渐有文化的繁荣扎根。没有尊重、包容、谦虚、诚恳，就没有真实的分享，只有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各人只听见自己的声音而已，变成乱七八糟的吵闹是非，有修养的人只好退避三舍不作声。尊重、包容、分享、谦虚、诚敬、厚道，不论什么时代，什么体制，都是维护健康文化土壤的要素。尊重当然包含了自重，看问题、表态以前，多些冷静，多画几个问号，多些调查研究，多些逻辑严谨，多闻阙疑，多见阕殆，留有余地，恐惧乎其所不闻，戒慎乎其所不睹。尊重包容别人，包括了对别人不要求全责备、要求完美。我们自己很不完美，往往看错、想错、说错、做错，为什么要求别人完美呢？譬如讲话，某兄那天讲得好，“一个人讲十句话，其中一句话有道理，那已经不错了”。

而且，文化并不等同于专门的学术。学术只是文化的一小部分。学术有学术的价值，但是不应以学术形式或学术地位、政治地位来垄断文化。再好的文化，一旦被“独尊”垄断，就是其异化的加速，就是文化生机活力的死亡。学术抽象于现实，但未必高于现实。现实远比学术复杂多变。学术也并非学术阶层的专利。学术阶层既可传承解释文化，也可误解曲解异化文化。专业化并不等于正确化。职业学术或官方学术有其种种优势，但优势有时就是劣势，而且往往受制于利益关系。民间学术也不一定没有利益关系，但相对单纯自由些，当然也不等于正确化。礼失求诸野，民间永远是文化的大本营。同时，文化教育，不应困于刻板的学术面孔，好像越讲得深奥化专业化就越高明。专业化学术当然有其学术价值。但是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也。最高明就是最平凡的。若要弘扬文化，就得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述，否则谁听得懂呢？如果南老师讲的课或者著述，都像他老人家的《禅海蠡测》那样的风格，恐怕他老人家接续中华文化断层、推动东西精华文化融合的宏愿，一分也难以实现，因为很少人看得懂听得懂嘛。所以他老人家很快就改变了风格，由“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先培养最广泛人群的文化认知，培养文化土壤，广泛播撒文化种子，文化才有希望，才有“山花烂漫时”。其实把“阳春白雪”的文化用“下里巴人”的风格，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使大家喜闻乐见，三根普被，心有戚戚焉，那是最见功力的，必须吃透了才能做得到。

文明与文化

接下来报告我对“文明”与“文化”的认识。今天会议的大主题是“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文明”。我还是从文字说起。所谓“文化”、“文明”，你看“文”字的甲骨文字形，像一块石头或一块玉，它上面展示出来的一个花纹，自然的纹路。所以“文”的本义是“纹理”。由自然界里面的这些个图案，启发仓颉他们发明创造了文字。首先创造的是象形字，刻划下来对应事物的一个形像，那就是象形字的来源。刻划得像花纹一样，所以叫文（纹）。它是一种记事符号，逐渐变成了文字。

这个“明”，就是一个日一个月，，日月一起表示光明。也有字形为，表示月光照进窗子，以此表示黑夜里的光明、光亮。明引申为明显，也引申为表现、表达出来。

“化”呢，小篆字形，左边是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匕首的匕，这是后来演变的。早期的甲骨文就是一正一反两个人，合在一起叫做“化”。头朝上站着的，表示活着的一个人。死了的话，头朝下，代表死亡。所以一正一反两个“人”组成“化”，表示生命的变化。有个词叫“迁化”，就是代表一种变化，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生命没有了，而是表现形式变化了。广义来讲，“化”是两个人一正一反的颠倒，也可以表示正的变反的，好的变坏的，或者反的变正的，坏的变好的。比如说教化，就是把不好的改变，把反的颠倒为正。中国的文字，一百年前险些被新文化运动斩草除根，其实每个字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讲到“文明”这个词，我查到现存最早的资料是来自《易经》。易经“乾卦”里面的一句话，“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民间叫“龙抬头”，是指地理的阳气上升，露出地面，万物滋生，外面的天气也好起来，正好应了“天下文明”这个意思。“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什么意思呢？首先从地理学来讲，这个“龙”代表大自然地理的阳气，“在田”，阳气上升到地面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草木萌芽，开始滋生，大地上万物复苏了，花草树木一点点长出来了，生机盎然，景色不同于冬季的荒芜了，大地上好像有了明显的花纹、文采一样，这就是“文明”。

“见龙在田”的另一个意思呢，是从天文学来讲的。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领先的。当时为了观察的方便，把天上的星辰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所谓“二十八宿”。“宿”就是星辰所在的区域。进而按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更大的范围。东方七宿称为青龙（龙星），西方七宿称为白虎，南方七宿称为朱雀，北方七宿称为玄武。“见龙在田”，是说春天时，青龙星跃出地平线，逐渐上升。到了夏季，龙星上升到中天了，所以叫“飞龙在天”。秋季再回落，叫“亢龙有悔”。当然，天文地理是关联互动的，这个关联互动就是天干与地支，天体的干扰和地理的反应、支应。时间空间不同，天地之间的干扰和反应也不同。春天，天文学上的“见龙在田”，是天体运行的相对区位变化了，天干与地支互动影响，导致地理学上的见龙在田，地理的阳气上升到地面了，所以“天下文明”，万物滋生了。

这个“文明”本来表示大地上呈现的万物复苏的景象，后来引申到人类的文化，包括所谓人类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总体来说，人类的文明是一个中性的词，代表人类总体的一切。跟“野蛮”相对的那个，是狭义的“文明”。比如说，上海或者中国，或者全世界，某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他们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好的坏的，可以统称为文明。后来常用的，基本上是和野蛮、落后、愚昧相对的狭义的文明，是褒义的。

所谓“文化”，我查了一下，从现有的资料看，最早出现在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这一篇，“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用武力、用强制力量，包括法律、戒律等等在内，这些属于相对强制的范围。它是怎么兴起、怎么来的？是因为不服教化，教化不了。通过文治教化来影响他、改变他，改变不了。改变不了怎么办呢？只好用强制的规则，要用秩序、戒律、规则、法律等等，乃至用惩罚的手段来规范他，是这个意思。这一段话引申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文和武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矛盾的。德治与法治也一样，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矛盾的。我们常听到争论，有的说要法治，德治没有用，一定要法治；有的说法治没有用，一定要德治。其实都是各执一端，本来它是文武相用，德法相成的。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只讲德化是不够的，很多人就是没办法感化，只能用规则、律法来引导他、强制规范他了。即便是惩罚，也不是为了惩罚本身，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为了教化，使他停止进一步的堕落与恶行，停止侵害别人，逼迫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逼他反省自新。而且国家社会规模大了，人口多了，来往频繁了，必须要用规则、法律来引导人，规范其行为，维护正当秩序，所以法治是必要的。可是只讲法治也不够，人毕竟不是机器，不会自动化按既定程序运转，而且还有很多弱点，会钻法律空子，会违法犯罪，还会破坏法治，所以也需要教化、德化，培养他自觉自强自律的精神和能力。而且还需要培养他生活的能力与艺术，使他活得有质量有意义有兴趣，愿意进一步改善自己，提升修养。

“文明”、“文化”两个词，后来往往混用的，常常代表了人们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现象，也包括了历史。有时则代表狭义的褒义的文明，要看具体语境。

广义、狭义的文明、文化，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全世界所谓文明文化也好、历史也好、民族也好，林林总总，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有一方的物产，一方有一方的文化。上海有上海生长的植物、动物，北京有北京的，各地都不一样。各地各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等等的因缘，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譬如我们常听到说，西方（西方人）怎么怎么样，中国（中国人）怎么怎么样。对这种简单的句式就要注意逻辑问题了。西方多大？中国多大？西方多少人口？中国多少人口？那么多的人口，人人都一样？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古今都一样？过去现在都一样？可以用一个大而无当的帽子笼统概括吗？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看到某些（某个）现象，然后无限放大，说成全体国人如此，或民族性如此，或历史文化如此，这里面有逻辑关系吗？中国是什么概念？大洲级的国家，随便一个省、地区甚至城市，就等于别人一个国家了，人口占全世界的几分之一，创造了人类唯一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文化，浩瀚深邃如海洋，诸子百家或者帝王将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每个历史时期又不一样，每个地区也不一样，每个族群又不一样。例如这一百年之间，变化就太多了，每个时期的社会状态都不一样。看到眼前这个阶段的一些问题，怎么就可以笼统而轻率粗暴地扣个帽子，说整个中国或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如何呢？一个好的中国学者，穷尽毕生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也难以望其涯际，更不要说一般中文还半通不通的外国人了。同理，西方文化，或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也都不是简单的，想要全面透彻了解，面面俱到，即使他们自己的学者也做不到，盲人摸象还算好的程度了。可是很多人（包括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这样讲话，好像已经全面而透彻地了解过了一样。这又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困难了。

再比如，“西方”到底是指谁？通常所谓的“西方”，是个政治概念，就是指英美德法等几个主要的中西欧北美国家而已，再加上几个小兄弟国家或者殖民地。日本也算加入“西方”了，也算半殖民地，本土还有外国驻军，政治也受外国操纵。“西方”是个笼统的概念，并不能代表他每个国家的人民。某地区某时期的老百姓，尽管有一部分的生活特点相似，但具体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生活方式与思想都有很多差异。我们平常听到所谓西方怎么怎么样，往往只是那几个国家为了政治、经济、军事共同利益的联盟行为，或者这些国家的某些政治家，某些学者专家或企业家的一部分言论、一部分行为，或者某一地区某一时代（时刻）的部分生活形态，它代表不了他本土的其他人，也代表不了他生活的全部，更代表不了他的历史与未来，当然也代表不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民族。

所谓西方文化，宗教是其主干，希腊文化很多失传了，也被宗教势力破坏很多。而其宗教起源于东方，耶路撒冷在东方。西方的历史文化也并非延续不断，有一些失传的文化，还是阿拉伯人帮忙回传给他们的。西方过去的历史很多是说不清的，也不连贯的，注重历史考证是这一百年的事，受现代考古学的影响很大。现在流行的西方历史著作，包括教科书，问题很多。比较而言，真够资格堪称“信史”的，而且数千年未曾中断的，只有中国史学。

所谓“西方”，在近五百年来的殖民运动中，在掠夺了大批土地、海洋等等财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地球资源分割的同时，也几乎毁灭了一些异族，毁灭了部分异教徒的文化。当然，客观上也创造了很多值得研究借鉴的东西。

但是所谓殖民运动的“西方”，并不能代表“西方”的所有人。例如，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并不支持殖民侵略，更不支持文化与种族灭绝。有的还认为，人类未来想要和平共荣地可持续发展，需要吸收中国文化的长处，例如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例如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荒原狼》的作者，诺奖获得者）；例如辜鸿铭先生的义父英国人布朗先生。他鼓励少年辜鸿铭说：“我若有你的聪明，就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很多在研究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让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后来，辜鸿铭不负重望，学贯中西，精通九国语言，拿了十三个博士学位，他一边批评西方鞭辟入里，令西方人不能不服；一边坚定支持中国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打倒中国文化自毁长城的行为。他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曾流行一句话，叫做“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能不看辜鸿铭”。

百年来，中国人言必称“西方”，一方面是为了借鉴学习西方经验，这当然应该。另一方面，是因为近现代以来，西方建立的殖民强势文化，以及自是非他的文化殖民策略使然。其背后，则是人类成王败寇的蒙昧心理通病。

其实，笼统地比较东西方历史文化与现实，如同笼统比较苹果和梨子一样。不可比是绝对的，可比是相对的。东西方每个国家、民族，各有自己的复杂历史地理。笼统比较是无意义的伪命题，相对比较某些具体事是可以的。但是比较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相关联的所有因素，而不是脱离关联因素作孤立的比较。因为每一件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很复杂的因素关联互动着。孤立的比较，必定得出错误的结论。比方说比较两个人，每个人都是优点弱点兼备，但各有不同。而且优点有时就是弱点，弱点有时也是优点，要看什么条件下。不能因为一个人某时期的某个优点或弱点，比另一个人突出，就以偏概全地全面肯定或否定他。但是这类欠缺逻辑的比较，却普遍流行。其实，普通人谁没有光鲜的一面，谁没有丑陋的一面？各人不同而已。由普通人组成的社会与国家，乃至历史文化，也一样道理。

自负其责

再比如，一个家庭成员的言论、行为，就可以代表其他家庭成员吗？或者说现在这个会场里面的诸位，两三百人，或者一个大学，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国家，其中的每个人能代表谁啊？除了职务授权的代理行为以外，他只能代表他自己。如果因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犯了错误，就说全体的人都很错误，都很糟糕，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或者一个成员了不起，就代表大家都伟大吗？这个逻辑不成立。

拿学派、门派、宗派、教派或诸子百家来讲，孔子能为他后面的所谓儒家弟子负责吗？释迦牟尼能为佛家弟子负责吗？耶稣能为基督徒负责吗？苏格拉底能为后世学人负责吗？摩西能为教徒们负责吗？即便想负责，也做不到！每个人只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以佛家来说，释迦牟尼佛涅槃前，嘱咐后世学人，要依靠自己（自立自强自觉自度）、依靠佛陀讲过的法（含戒），解脱烦恼轮回。他并没有讲要依靠所谓“传人”或“接棒人”哦！所谓“皈依三宝（佛法僧）”，其中的僧宝是指守护正法的僧团，包括修学有成的圣贤僧，换言之，重点还是落在“正法”上，不守护正法、不修持正法的不在此列。佛陀的遗教如此。这个很值得参究了！为什么？所谓门人、弟子、学生、徒众，各有根器与程度，各有因缘与动机，各有见地或见解，各有发挥与创见，乃至会有某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各有片面理解、误差、偏颇乃至误解、曲解。甚至还会出现以“学生”、“门人”、“弟子”、“传人”、“接棒人”名义，自欺欺人，欺世盗名，乃至挂羊头卖狗肉的。所以，佛陀涅槃前如此交代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是为何强调“依法不依人”乃至“四依四不依”的道理所在（注：四依四不依：依法不以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除非一个真正修学有成的过来人，不是只谈理论的，可以灵活地指导学人，此时可以“依人不依法”。但是学人怎样判断呢？也是很难。这是借用佛家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道理。

南师讲的“没有南门”、“没有学生”，也有“依法不依人”的意思在里面。他在世的时候，知道已经有人以他“学生”“弟子”“门人”的名义到外面说事儿了。他走后，又有人说曾经在大学堂给南师讲过经，或者来大学堂开示过云云，不一而足。南师几十年来讲课，从未借自己老师或维摩经舍的名义来作广告，他是自负其责，不要老师来替他负责。所以，做学生的，在向别人分享心得时，最好说明只代表自己的认知，不一定符合老师的原意，这样比较严谨。

所以说，师生各负其责就对了。祖师爷和后世学人之间，彼此不应牵连负责。怎么可以让祖师爷为后世学人的偏差或过错负责呢？老师又没让学生误解偏差或者乱来。

因此，尽管讲诸子百家，讲学派、教派、宗派、门派，但是要知道，其中每个人的思想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彼此不能相代，不能互相负责，每个人只能为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负责。而且，门派、学派、宗派、教派，也要警惕变成朋党派系，变成利益关系，党同伐异。

思维的缘起

话说回来，这个“文明”或“文化”，是怎么来的呢？它缘起于生存和生活。人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生存，要活下去。第二个是怎么活得更好，这是生活的问题。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物质问题生理问题，吃喝拉撒睡、饮食男女，各地的地理条件又不同；同时有精神上的种种追求。首先人心不安，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念头、欲望、思想，也会探讨“我是怎么来的”，天地之间有没有真理存在，等等。所谓文明，粗略看，就是这些缘起来的。归结起来就是心和境界之间的互动。为什么把“身”也放在“境”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境界，是我们的心所知道的境界之一，包括了身体的感受，冷暖、饥饿、苦乐，等等。我们平常所谓的“内在”和“外在”，其实都是心所感知的境界，都是心所感知的内在，只不过我们用思维勉强分了“内在”和“外在”。总体说来就是心和境、觉知和所觉知的关系。所谓的文明、文化，人们生存生活的历史与现状，逃不出心与境的互动、觉知与所觉知的范围。

讲到文明、文化，离不开思维。刚才讲到盲人拐杖那个比方，我们的思维、思想、知识等等，都是盲人的拐杖。再比如，我们到哪里去，不知道怎么走，我们要去找地图，没有地图的话要去问向导。向导是谁呢？要么他有经验，要么他也要问别人。所有人类知识的产生都是相互为依据的，相互为拐杖、地图，各种的拐杖，各种的地图。哪个地图、哪个拐杖是好用的？哪个地图是错误的？正确的有，错误的也非常多。包括专家，他在某一个领域有他的专门研究，一部分可以信赖，但是不要迷信。对知识也不能迷信，对思维也不能迷信，因为它们到底都是盲人的拐杖。整个人类生存的状态，不管是古今中外，还是未来，都一样，知识和盲目是肩并肩的，手心手背，同时存在，知识的背后就是无知。绝大部分知识本身就是相对的，在相对条件下暂时是那样，条件变了就不是那样了，所以并非绝对。

刚才讲到思维缘起、心对境。那么思维依赖的是什么东西？思维怎么来的？思维不是思想，思想可以解释为思维的作用，是个动词，表示行为；也可以解释为思维的产品、思维的结果，就是已经成型的知识、思想。思维本身是一个工具，是我们认知自己、认知世界的一个工具。它怎么来的？它首先依赖于觉知。比如说现在这个环境，当下把所有的念头全丢开的时候，首先我们是用觉知来照见当下一切的环境，其次起了念头，起了思维来分辨，这是哪里，这是谁谁谁，等等。所以思维是后天的事情，不是先天的事情。先天的是觉知，也可以称为知性、觉性。这个觉性，不管你有知识还是没知识，或者人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年纪不同，或者有没有地位，或者健康与否等等，这个觉知的本能，大家都是平等的。没受过教育的人，或残障人士，聋哑人、盲人朋友，乃至老年痴呆了，等等，他这个觉性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普遍存在的，而且没有随着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或者随一切的生活境遇变迁而变迁。这个觉知一直在，从生到死它都在。每天早晨我们醒来的第一刹那，还没起心动念之前，那个时候体会觉性最容易。这个时候，“本来无一物”，空灵清净的，自在的。接下来念头马上就起来了：“哦，几点了，我该起床了”，这就是思维了。思维属于后天的东西，执着它，当真了，就是“尘埃”。不执迷，就是妙有、妙用。所以，觉性本身是超越思维的，是思维所依据的最根本基础。知识是更后边的东西，知识已经是思维的产品了，是第三层的东西了。

这里有段话可以对照参究，据说是憨山大师记录的弥勒菩萨开示，很有道理：“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依识染，依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思维就是分别了，分析判别判断。觉性本身就是般若智慧之源。被思维骗住缠住，就陷入迷惑生死轮回了。回归觉性，善用思维而不执迷，就会逐渐解脱烦恼与生死轮回。

认知坐标

这里，我会借用一些佛学的词语来说明认知的过程。顺便说到，我们今天所用的语言里面，很多词语都是从佛学里面来的，比如说“意识形态”、“不二法门”、“现身说法”，比如说“书记”、“总统”、“平等”、“真理”、“真谛”、“真相”、“律师”、“思惟”、“单位”、“东单”、“西单”、“正宗”、“宗旨”、“心境”、“恩爱”、“烦恼”、“自在”、“自觉”、“缘起”、“因果”、“功德”、“方便”、“慈悲”、“无常”、“心花怒放”、“自欺欺人”、“心心相印”、“大千世界”、“不可思议”、“自作自受”……很多了，这些都是来自佛学的词语。

所谓“我执”，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执着，认为有一个不变的“我”、“灵魂”。“法执”是代表对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事物现象的执着。“法”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知识的、思维的、理论的、行为的，等等，所有宇宙的一切，心、物各种的现象、作用，都是“法”，用一个“法”字来概括它。我们都喜欢执着，认为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有固定不变的性质，就抓住不放。其实“我执”是“法执”的一种，因为我们一动念就困在我执上，最常用的，所以把它单列出来。这个我执和法执是怎么来的呢？下边用“认知坐标”的比方来说明。

我们认知自己或者环境事物时，思维是怎么运作、怎么工作的？我们拿数学上的坐标来比方说明。最简单的坐标是一个横轴、一个纵轴，一横一竖，交叉像一个“十”字这样，数学上叫X轴、Y轴，中间有一个交叉的“原点”。所有的事物，可以标在横轴纵轴不同尺寸连线的交叉点，就像我们下围棋那个棋盘，每一个交叉点可以对应一个“我”或者“法”，代表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道理、知识、行为等等。在思维的发生过程中，“我”其实就是那个“原点”。像笛卡尔讲的，“我思故我在”，他讲对了一半。我们刚才讲到，思维是后天起来的，是依赖于觉性起来的。在你思考的时候，我思故我在，好像有个“我”存在，可是我不思的时候“我”在哪里？可见这个“我”是思维出来的。为什么会思维出来一个“我”？当然你说因为有这个身体在。身体是一个业报，它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最原始的起点。而且身体随时新陈代谢，随时变化，“我”怎么没变呢？

我们静下来体会，观察起心动念。一动念思惟，就有个认知的起点。认知事物首先有一个思惟的起点、立足点，它就是思维坐标的“原点”。思惟的这个出发点、立足点，就是起心动念的本位立场，我们习惯上叫它为“我”，英语里面叫“I”。它就是这么一个出发点，一起心动念就有一个立足点、出发点，这个就是认知的原点、起点。可是你把这个认知的原点、出发点、立足点，当成了固定不变的有灵魂的东西，这是一个误解，这是后天思维的错误认知，但却被我们一直执着，当成真的了。把“妄”变成真，变成了一个牢笼，一个困惑。这个就是“我执”了。你说它有“我”吗？有“我”，它充其量就是一个认知的立场、起点、出发点，是认知坐标的原点。而这个思维认知的坐标其实是假设的，它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东西，它是后天起来的相对思维的凭借工具。所以，“我”是后天假设的观念，习以为常了，变成“我执”。本来无我。早期翻译《杂阿含经》时，不用“无我”，而用“非我”。“无我”侧重讲“我”是后来假设加上去的观念，本来没有的。“非我”既讲了本来无我，又讲了起心动念时，凭空假立假设了一个思维的起点、立足点。

横轴纵轴，你可以把一个轴标为时间，另一个轴标为空间，时空交叉点不同，产生的事物就不一样，缘起就不一样。比如今天农历二月二，我们在这里，时间是这个时间，空间是上海恒南书院，产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就在坐标系上定位了。它是这么一个认知，回头它又变了，时间马上过去了，空间也变了，散会了，大家都走了，也就变掉了。

你也可以把感觉和思辨当做横轴和纵轴。所谓感觉，包括了眼耳鼻舌身的觉知，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嘴巴舌头尝到的、身体感觉到的，它总归是个感觉，它可以作为一个轴。另外一个轴就是思维思辨，就是意识起来，分析判断这些感觉怎么样，我饿了，渴了，紧张了，愉快了，生病啊，健康啊，都是根据感觉来思维辨别的，纵轴就起作用了。所有人的知识和思维，其实就是这么个认知的坐标。简单的比方就是这样。

可是这个坐标是怎么来的呢？是凭空假设的。就像我们这个地球，在太空里面，它是凭空吊在那里的，通过各种的引力也好、排斥力也好、星际之间力的作用也好，它是凭空吊在这里的。整个宇宙里面，所有我们看到的显性物质、暗物质、暗能量，全是在虚空里面的。我们的认知也一样，都是凭空起来的。在我们没有起思维之前，这个觉性照见一切，它等于虚空一样，包容一切。当我们起来了思维，有一个从“我”出发的时空交叉认知坐标，接着觉知、感觉、思辨，判断了这样那样的事物，认为它存在，就变成了一个“法”，形成对“法”的认知，做了一个结论，这就是所谓的知识。这些东西都存在于觉性之中，也可以说是存在物理的虚空之中，这个觉性和物理的虚空是不二的。物理的虚空，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觉性照见它之后，才认知它有一个虚空，有一个宇宙。所以整个宇宙也好、物理的或心理的东西也好，都在这个觉性的里面，而不是外面。如果在外面的话，你不会觉知到它的存在。

说到时空，它本身也是一个妄想执着，也是一个思维的陷阱。时间存在吗？其实时间是我们根据空间现象比较而产生的假设观念。根据什么？例如根据太阳、月亮与地球的相对运行，有了昼夜明暗等等空间现象。或者一个事物的开始到消失，也是空间现象。根据空间现象，我们产生了日月年等等时间观念。再比如我们的生老病死，一个小孩的肉体，从受精卵一点点长大，乃至到老死化成灰烬，这是空间现象。每天我们脸上长了胡子要刮、相貌身体变老，这是空间现象。因为这个空间现象的相对比较，我们产生了生、老、死的时间概念。再比如什么是病？病是不舒服。不舒服是怎么回事？是整个身体生理感觉上的失衡而已。本来没有“病”这个观念，它就是生理感觉的不平衡。失衡了，不调和了，所以你觉得不舒服，我们给它个代号叫做“疾”或者“病”，这是我们后天加上去的概念标签。空间现象是感觉来的，感觉的基础是觉性。再比如快乐时，觉得时间过得快，痛苦时感觉时间好慢，这是心理时间，也是由感觉而来，同时还加上了欲望。因为希望快乐长久一点，所以感觉过得太快了。痛苦烦恼的，希望快快结束，所以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所有的知识都是思维的结果，也是后天贴上去的标签。时间是根据空间感觉比较、根据心身感觉比较而假设的观念。那么空间存在吗？你说我们这个空间，这个房子盖好了，把我们和虚空隔开了吗？好像隔开了，其实没隔开。你把房子拆掉了，虚空还在那里，虚空没有因为房子的有无而增加一分、减少一分。所以整个物理世界和虚空是不二的，物理世界并没有占领虚空的空间。如果说虚空可以被物理世界占领的话，物理世界毁掉了一个东西，那块虚空就应该不存在了。而如果物理的虚空与觉性是分开的话，我们也不会感知有物理世界的存在。所以宇宙与觉性也是不二的。所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心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后面的“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是一样，整个觉性和思维，和所觉知、所思维的内容其实都是不二的。不然的话，它就不会相互知道，也不会相互发生关系。

这个认知坐标代表了我们认知自己和世界的过程，代表了我们思维和知识的缘起。所有的思维与知识，都是我们的凭空假设，凭觉性对所觉境界产生的辨别和判断。包括宗教、哲学、科学的思维与知识在内，都属于这个范围。而所觉境界与觉性本身是不二的，并不在觉性以外，所以能觉所觉不二。我执法执是所觉境界，也不离觉性而存在，与觉性也是不二的。所以，我执法执并无实体，本来空幻，虚妄不实。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而言的。因缘一变，它的环境条件一变，它也变了，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和知识，所以叫“缘起性空”。所有的因缘是相对的，这些因缘形成的事物、现象、作用，它不是恒定的，不是永恒的，所以叫“无常”。每一个缘又受制于其他因缘的改变，十方连环，无穷无尽，普遍互动的，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独立存在的事物或现象。

解脱思维的陷阱

所以，法执和我执，它就是把凭空假设、缘起性空的东西当真而执迷了。因为当真了，无始以来，生生世世以来，我们太执迷了，想抓住不放，所以越来越困在“自我”里面，困在种种境界里面，越来越渺小，困在这个业报身里面无法解脱，困在色、受、想、行、识五蕴牢笼，困在贪、瞋、痴、慢、疑，以及各种错误观念，各种欲望烦恼里面，超脱不了。说到底，也就是困在思维的重重陷阱里面，作茧自缚。所以觉知的能力、范围，也困在这个渺小的范围。

所谓觉悟，就是看破思维的重重陷阱，不受这个骗，不受我执法执的骗，觉性本来在这里，不需要去找。

所谓修行，就是不断反省，随时修正错误的身口意行为，转恶为善，转善为净，从我执法执里面逐渐解脱出来。

所谓定境，可以说是深度的宁静。做什么用的呢？宁静致远，宁静下来可以看清楚，散乱的时候看不清的，看不清内心也看不清外界，当然会陷入种种的思维陷阱。“禅定”又不同了，不是普通的定境。禅定也称“正思维修”、“静虑”。正思维修，是纠正错误思维、跳出思维陷阱的修养。“静虑”，是来自《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翻译佛经时借用儒家的，所以说儒释道的学问很多是天然相通的。换言之，“禅定”“静虑”就是止观与定慧之学，还不止是定力，还有智慧，定慧等持的，才是真正的禅定。“虑”就是观慧，观察观照，“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深度宁静之后的观察观照，可以开发智慧了。“止”的修养是万念归一，专一在一个目标上，把我们心猿意马满天飞的思维妄想暂时拴在一缘上，停下来歇息一下，宁静下来，安定下来，就是定境了。定境有很多种。而我们的觉性，它本来就在那里，并没有丢失，它在这个妄想暂停的空档，自然会呈现，可以启发我们。

可是如果把专一的定境当做究竟了，那又困在定上，就难以自证本觉了。那样的话，一出定又困在种种思维的陷阱上了。若不能借助定境来自证本觉，就要在安定下来后，观察、观照内心，一则可以反省思维与知识本身，看破思维的把戏，破除种种思维和知识的迷惑。二则可以练习无分别无分析无判断的观照，观照内心，也可以身心内外一体观照，这种观照的修习，机缘成熟时，会忽然明白一些根本问题，这不是思维、分别来的，这是般若智慧的显露了。这样修习下去，渐渐会破除我执法执的思维陷阱。这样去反复观察、练习，就可以不断突破，不断进步。

为什么要反复观察练习？因为无始以来，我们在思维的陷阱里面打滚太久太习惯了，根深蒂固，习以为常，不是冰冻三尺，而是冰冻万丈，需要反复练习来融化它、解脱它，需要随时善护念、慎独，随时从起心动念处注意了。这就是所谓“修行”的过程，也是恢复生命本来面目的过程，不断地把颠倒的思维“化”导为正思维、正觉。这个过程，也是解脱“见思惑”九十八结使的过程。

魍魉的思维

思维、知识都是凭空界定的，相对而言的，它的特点就像盲人摸象。盲人摸象是佛经里的故事，六个盲人在摸大象，然后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这些盲人就是我们，就是众生。所谓六个人，也等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你也可以说等于我们中国古代那个混沌的故事，混沌被开了七窍之后，就流血死了。混沌是先天浑成的一个东西，本来天然一体。可是我们后天通过七窍来感觉，加上思维，困在我执和法执上，混沌就七窍流血死掉了，因为破坏了先天不二的境界。可是我们都把自我和一切的知识很当真，你认为这个事情、知识、理论是真的，他认为这个是假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互不同意闹意见，谁也不服谁。或者认同一部分，达成暂时的共识。思维与知识的盲人摸象性、相对性，决定了各种思维与知识之间，永远会相互矛盾、相互打架的。人们不可能自然统一思想，沟通很困难的，能听进且听懂彼此的话也不容易，一百个人在一起会有五百个意见。每个人的程度、认知角度也不同，思想当然不同。知识也永远在更新，旧的被推翻，新的变旧的。

再比如庄子讲的刻舟求剑，为什么讲刻舟求剑？我们当下觉性照见境界的时候，马上起心动念，用一个假设的坐标来思维判断事物。在做思维判断的时候，其实所判断的那些对象的因缘已经改变了，它在当下已经变了。每件事物都不是一个缘、一个条件，它是多个因缘条件，而每一个条件又受制于其他的因缘条件，互动的，无穷联系而互动的。所以所有的认知、思维、知识、理论都是刻舟求剑，没有例外。

我们所思维的对象、境界都是无常的，可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会把它定格在那里，假设它是不变的，或者假设一部分是不变的。这种思维方法本身就是把假设当真，自欺欺人。思维的结果，也就是知识，那更是魍魉了。为什么讲到魍魉？魍魉是影子的影子，是《庄子》里面的比喻。思维是一个工具，认知工具，它产生了一个结果叫知识。思维是依据觉性起来的一个作用，如果把觉性比作身体的话，思维就是觉性的影子,思维的产品——知识，就是影子的影子了——魍魉。我们平时就是被影子和魍魉牵着鼻子走，身体跟着影子和魍魉在跑，你说颠倒不颠倒，冤枉不冤枉？还有魍魉的魍魉，比如道听途说，比如谣言，今天这个八卦一下，明天那个八卦一下，越传越面目全非了。比如今天我们这场活动，散会以后每个人回家复述一下，今天那场会，大家都讲了些什么呀？哪些人来啊？管保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

所谓历史

所谓历史也是这样。你说历史是怎么样的，史书记载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按照某个标准选择某方面最重要的记录，其余的大部分事情没有记录进去，而且离不开作者的主观。每个人的认知角度又不同，程度不同，资料不同，所以不同的人写的历史是不同的。西方有人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给她怎么化妆，她就是什么样子，这话有他一定的道理，也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诸多问题。全世界最为重视历史记载，最为严格讲求趋近真实与公正的，最反对“曲笔”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而且中国的史学是世界上唯一数千年连续不断的。

讲到历史，就牵涉到考古、考据的问题。前天我看到一个笑话，讲两个乌龟在地上比定力，谁先动谁就输了。两个趴了很久都没动。后来过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甲骨文的专家。他说：“看，这只乌龟背上有甲骨文，我判断这只乌龟至少死了三四千年了。”另外一只身上没有甲骨文的乌龟就说：“啊！你这个该死的！死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一动不敢动。”结果旁边这个乌龟就说了：“你真笨，专家的话你也听？”哈，我讲这个笑话不是讽刺专家，而是说要尊重专家，但不要迷信专家。专家在他熟悉的领域研究得比较多，在他不熟悉的领域研究得可能比较少。但是所谓领域内和领域外并非隔断的，事物的缘起是普遍联系的，也是无常的，存在的变数与可能性很多。即便在他熟悉的领域，即便他是权威，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而且同一领域的不同专家，意见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的，也很寻常。而且如前所述，也往往跳不出盲人摸象、刻舟求剑的大窠臼。所以对于专家、权威的判断，应当重视，应当尊重，人家毕竟比外行研究得多，但是也不要迷信，不能绝对化。专家也是普通人，不过某方面研究得多些。也因此，对专家不能要求太高，不能求全责备，把专家等同于正确、真理，那专家们的责任和压力就太超负荷了。同理，考据、考古资料也很重要，但是不要绝对化。尤其对历史的考古、考据，其损失掉的信息量是绝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考据到的信息只是小部分。

很多人看过电影《罗生门》，就知道审案子下判断有多么难，那还是刚发生的案子，当堂对质，还不是古代的案子呢。我是学法律的，发现一个案子审起来真的要很严谨很小心，一不留神就错判了。我在检察院工作过。检察院第一个部门是批捕科，决定是否逮捕案犯的科室。公安局转过来的刑事案子，到我们这里审查。公安局已经审几次了，所有的统统调查个底朝天，最后决定立案，再移交到检察院。第一步要我们判断是否批准逮捕，我们要全部重新来过，不要受公安局的影响，全部的人证、物证反复地调查、提审等等。确实够格逮捕的，请检察长签发逮捕令。然后转移案卷到检察院的起诉科，起诉科在移交给法院之前，还要重复同样的调查审问过程，也是独立的，不受公安局或批捕科的影响。为什么这样？就是要减少错误的发生，减少冤枉人的事件发生。到法院后，又要重新调查审问，反反复复。最后到当庭审判的时候，还要人证、物证拿出来，当庭审问、作证、辩论。所以审一个案子，程序设计得力求严谨，就是为了防止出现错判。可是照样会有冤假错案发生，即便不是徇私枉法，也会有错判的时候。所以准确判断一件事情非常的不简单。

其实绝大部分人平时的思维习惯，都是凭一点资料，或凭一面之词，或凭道听途说，就轻率地给一件事下结论。或凭一点野史，或简单读了一些正史，就简单粗暴地给历史下个结论，很不负责任，可是影响了很多人，以讹传讹，贻害不浅。要读懂历史是很不容易的，人生很多领域的事我们往往并未经历过，并不了解其中的复杂、甘苦与深浅，对人性的复杂也没有了解，既不自知也不知人，仅仅是凭一些观念或书生意气来看历史，哪里会真懂历史呢，一定曲解误解的。有的则是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待古代史，有的是专从某个角度来看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偏见。这些都是思维的陷阱。

现在听说有人想重新写古代史或近现代史，仅凭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或者凭现代的观念去衡量古代，就可以窥见真实的历史吗？问题恐怕不少。但它可以代表了作者个人的认知与观点，如果命名为“某人的史观”就比较恰当，可以给人参考了。俗话说，“土地若能言，舆师面如土。腑脏若能言，医师面如土”，舆师就是风水师。你也可以说“历史若能言，史家面如土。事实若能言，舆论面如土”。写历史要搜集资料，搜集不到的资料，遗失的资料，是大部分。即便是搜集到的资料里面，人的主观偏见、误解、曲解，占了多大成分？都是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比如在南老师身边做事或常走动的人，对南老师了解多少？每个人如果口述历史的话，有多少偏差？有多少误会与曲解？一定少不了。因为每个人接触的片段、侧面、时间段不同，每个人的内在程度、认知偏差和心理状态都不同，动机也不同，认知与记忆也会出差错，甚至完全错误。可是旁人听了、看了，会信以为真，理由就是所谓“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每个人也一样，你太太儿女了解你多少？同事朋友了解你多少？每个人口述你的历史，都会讲出很多，可是你听了，一定有很多的不同意。所以说“人生难得一知己”。还有句话叫“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很多话没法讲给别人听的，别人当然不会了解。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积阴德”和“扬善于公堂，规过于私室”的教育，自己做了好事不肯说的，别人做了一分好事可能会被捧成十分，坏事却被隐瞒，这也是常有的事。同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事也常有，道听途说或造谣流行是常事，因为人性弱点如此，爱八卦，传谣时背后还有种种心理在作怪。所以世间事很不简单，历史哪有那么简单。你说根据某人说了什么，判断历史就是那样的，他没说的还多着呢，已经说的也要打几个问号，未必如字面意思那般。

像很多人希望南老师写自传，可是他老人家最后说，古今中外的传记当作故事看比较好，不要太当真。尤其是自传，人们大都会把自己写得光鲜，丑陋的不愿写，而且记忆也会出差错。回顾一生，真话有很多不能讲，讲了很多人或人家后代脸上不好看，人家也要生活的。可是，假话又不愿说。所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老人家前几年有首诗：“九十余年怀旧，俱同落叶纷纷。高明庸俗尽灰尘，何处留痕。细思量，是非人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本是无真。但苍茫四顾，那得容心。”

缘起与界定的反思

讲到思维、知识，所有的思维、知识，连同五花八门的境界，其本身也是无常的。思想、起心动念是留不住的，每个念头马上过去了。我们所认知的对象也是境界，也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缘起性空的。每个东西是多种条件凑合的，可是你抓不住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世界上最稳定的物质是什么？是黄金。所以它可以被当做硬通货。黄金是什么东西？现代物理学认为，金元素哪来的？要有太阳那样的压力和温度，才可以形成金元素。可是如果超过太阳的温度和压力，金元素就解体了。所以世界上你还找不出一个不变的东西，除了觉性以外，其他的东西都是缘起性空的，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个性。所谓个性，每个人都有个性的格局，所以叫性格，它就是长期的习惯，思维习惯、情绪习惯、身体禀赋等等，综合起来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执着境界。稳定在哪儿？稳定在我们执着它，太习惯了，习惯成自然，路径依赖相当坚固，所以很难改变。修行是要改变这些东西，所以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它是无始以来形成的习惯集合。但是它也是缘起性空的，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我们的个性有没有变化？有，绝对有变化，当然很多方面也很顽固，但是程度不同了。我们的身体变了没有？变了，都变了，身体随时在变。除了觉性依旧，其他全变了，所以身体与个性也是缘起性空的。

科学、哲学、逻辑、文学、艺术、情绪、身体，环境，文明，乃至整个宇宙的各种现象，都在缘起的范围里。这个缘起是怎么缘起的？甲和乙怎么就发生化学反应了？怎么就产生物理反应了？这个缘，我们可以翻译成另一个词，叫“条件”、“因素”。某个因素跟某个因素之间，某个条件跟某个条件之间，怎么就产生反应了呢？像陈总弄的防火板，把矿石怎么就变成了防火板？加工是怎么完成的？再比如，念头之间，思维之间，逻辑之间，情绪之间，情绪与思想之间的互动，思想情绪与生理之间的互动，起心动念与说话、与身体行为的互动，这些因缘之间都是怎么产生关系的？

我们回到总归的概念，这一切的因素、条件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总归为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缘起”。不管是有逻辑还是没逻辑，包括物理的、生理的、思维的、精神的，只要属于有为的（有所作为的）作用，一切有为法的范围，都是缘起的，都是因缘条件相互配合起来的。

可是我们要思考，所有的事物、现象、作用，也即所有的缘，每个缘是独立的吗？如果每个缘真的是独立的，就不会发生缘起了，不会发生关系，不会有逻辑关系，一加一不会等于二的。可是你说它不是独立的吗？为什么它好像又是一个独立的条件或因素？

我们回到刚才认知的坐标。从横轴纵轴分别拉一条线出来，变成一个交叉点，就对应一个法，代表物质或精神现象。这个认知可以说是一个界定、定位。知识也是界定出来的。所有的知识都有它的定义，有它的内涵和外延，统归为界定。界定就是划分一个界限，区别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同小孩课桌上画三八线一样道理，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也是一个界定。所有的知识和思维都是在界定，可是这个界定是相对的、假设的。所以缘起这个概念也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于种种对象而产生的、相比较而言的一个东西，叫做缘，叫做起，生住异灭等等，都是相对的。可是每个缘真的是独立的吗？如果真的是独立的、有界限的，彼此就不会发生关系了。

比如说，我跟你们在座各位之间是有界限的吗？看上去绝对有界限，我是我，你是你。可是我们这个界限如果是真实的话，你不会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我也不会知道有你存在。界限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实的，彼此之间就彻底隔断了，不会发生关系的，不会有缘起存在。所以界限是相对的表象，是假设的。所有的界，本身就是缘起性空的，并非固定不变。每个缘本身也是缘起性空的，受制于其他因缘，没有固定不变的性质。所以，平时我们习惯了先认为种种事物现象的各自独立，然后各自独立的东西彼此之间发生关系。其实这里面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逻辑不能自洽，不能自圆其说的，有界又非界，非界又有界，独立又不独立，不独立又独立，黑就是白，白就是黑，自相矛盾。包括逻辑本身，也是缘起的，也有界非界的自相矛盾。说到底，逻辑本身也是无法自洽的。

我们刚才讲到缘起性空，并不是缘起了就有，缘灭了才空。而是缘起与性空不二，缘起本身就性空，没有永恒不变的体性、自性、性质，所以才能缘起，不空就不能缘起缘灭了。缘起性空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各种因缘聚合而无常，因缘起灭，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存在，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性质）存在；每个缘本身也是缘起的，与其它条件互动生灭，没有自性。这是第一层意思。深一层的话，每一个缘本身也是假象，没有独立的缘存在，所谓独立是相对而言的假设界定，这个独立的界限并不真实存在。所以缘与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相对的假象、幻象，可是我们把假象、幻象当真了。所有的缘和缘起，并非超出先天觉性的范围之外，所以才能够被感知被认知，才能够被分辨被分界，才能相对地比较，认为它有个缘起或缘灭。所以一切界，一切界限、界别，知识的界限、思维的界限、逻辑的界限、物理物质的界限、心理的界限、心理与物理的界限，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所谓十八界，等等，是相对而言的，假设独立的，并非真的隔断了。也可以说是虚妄不实，并非固定不变的，缘起性空，无常的。可是它可以起用，可以产生这些缘起的作用。这些假象、幻象、缘起，都是所觉的内容，都在觉性照见的范围内。只不过我们无始以来困在我执法执上，太着相了，所以困在狭窄的所知量内，困在思维和知识的陷阱内、种种界限内，困在五蕴八识里面，困在贪、瞋、痴、慢、疑、恶见里面，被这一切的界限限制住了，不得解脱。缘起都是所知量，五蕴八识都是所知量，所知量有界限的，但界限是相对的，变化的，《楞严经》叫“应所知量，循业发现，宁有方所”。困在自己执着的界限内，就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哪里会有自由感呢？心身都没有自由感，都是困惑，所以总想追求自由。佛说“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而重重无尽的“界”，使我们如同一滴脱离大海的水滴，很快就干涸了，枉受生死轮回之苦。

我们不妨把一切归纳为“心与境”，一切境界是心的所知所觉，心是能够照见境界的觉性。可是所觉知的境界也没有脱离心而独立存在，心与境如果是两个东西的话，心不会知道有境界存在，所以心境不二。

我们执着有境界实存，有我，有众生，有时间空间等等，这些都是法执，也是我执，所谓“人我执、法我执”。各自执着不同，所以我们的果报也千差万别，被这些界限困得不得了。每一个细胞，每一个DNA里面都有很多界，都是念念作茧自缚感应来的。

心和境，在“道”的层面上是不二的。空和有，也是不二的。见和相也是不二的。唯识学讲的八个识，每一个识里面都有见分和相分，就是能知和所知两部分，和刚才讲的心和境相似道理。能知和所知，如果是两个东西，能知不会知道所知的存在。所以见和相，不是两个东西，它是不二的。见就在相中，见因相而见，因为觉知了现象才知道觉性的存在。相就在见中，相因见而相，因为有觉性才觉知现象的幻化。

同理，缘起和性空也是不二的。华严经讲“一真法界”，全体皆真，全体不二，全体圆觉境界，常乐我净，一切都圆满的。可是我们因为认知的无明，无明就是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困在我执法执的思维陷阱里，困在种种所知量里，困在一切界限里，所以变成了这样一个重重困住而不得自在的烦恼境界。解铃还须系铃人，哪里跌倒哪里爬。一切解脱，都得从当下一念无明的解脱开始。

诸漏皆苦

刚才讲的不二境界是“道”的境界。所有众生的后天境界，是“道失而后德”以后的事了。迷惑了，没有真觉悟，所以产生种种颠倒妄想执着境界，进入相对的二元境界执着了。为什么讲德？德，已经是有对象了，自己与对象之间相对、对待而产生的。德、仁、义、礼、智、信、法等，全是有对象的。贪、瞋、痴、慢、疑、恶见，也是有对象的，都陷在二元世界里转。

在一真法界、不二境界里面，它没有对象，没有相对的境界执着。所以，贪无处存身，贪、瞋、痴、慢、疑、恶见都无处存身。德、仁、义、礼、智、信、法这些东西，在一真法界里用不到，因为它天然的合于道。换言之，在一真法界的境界里，我执法执会渐渐销解，渐渐转八识成四智，行为渐渐自然的合于道，德仁义礼智信自在其中。

所以后天境界里面，执着相对的二元境界了，就困在我执、法执里面，被自己捉弄了。所以叫“诸漏皆苦”。佛法讲的“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代表了宇宙一切现象、作用是无常的，变化的。“诸法无我”，宇宙一切心理的、物理的现象、作用，是缘起性空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性质，所谓“无主宰，非自然”，没有一个主宰，也不是自己本来如此的。“涅槃寂静”，代表修行成功，超越了一切妄想执着，解脱了一切思维陷阱，证入不生不灭的道体本身。“诸漏皆苦”，这个漏是什么？就是智慧的渗漏。所谓“漏”是个比方，因为无明，不明白，糊里糊涂的，所以迷惑在种种思维陷阱里面，变成一切苦恼的来源。本来的觉性智慧是先天的生命财富，可是没有善加利用，仿佛都漏掉了。为什么会苦？因为它在错误的认知基础上去执着，所执着的东西，是缘起性空的，无常的。我们却认为它是永恒的，实有的，处处抓着不放，可是它根底上是空的，缘起无常的，抓无常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不如意了。所以不管什么社会，不管哪个民族，不管什么时代，或者什么制度，只要我们陷在这些个思维陷阱里面，永远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一定如此。为什么？因为跟无常较劲，希望无常变为常，希望缘起性空的东西不空，所以从起心动念的根上就颠倒迷惑了，南辕北辙。根子就错了，苦瓜连根苦，根上就是苦的，就是虚妄、误解、误会，把假设的当真了，于无常的东西非去执迷不可，或者于无常而求永恒，完全是颠倒妄想，所以它一定是苦的。它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心有千千结”的境界，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烦恼。

哪些烦恼呢？比如“贪、瞋、痴、慢、疑、恶见”。

“贪”，贪念，心里想抓个东西，抓个境界。不抓就感到不安、恐惧，好像吊在悬崖边，不抓就掉进万丈深渊一样。贪婪，贪恋，喜爱，爱好，期望，希望，企求，恋慕，渴望，渴求，占有欲，贪求名利财色，等等，都是贪的范围。

“瞋”，抓不到，抓不牢，抓不够，达不到愿望，都会起瞋心。讨厌，反感，憎恨，不开心，恶心，生气，失望，无奈，嫌恶，生气，愤怒，易怒，恼怒，怨恨，埋怨，怨怼，愤懑，敌对，敌视，报复心，忿忿不平，脾气暴躁，等等，都是瞋的范围。

“痴”，也就是无明，不明白，懵懂的，糊涂的，没有智慧的光明。愚蠢，愚痴，迟钝，迷惑，偏见，邪见，迷信，等等，都是痴的范围。

“慢”，傲慢，骄慢，觉得自己了不起，或者过分的清高，孤高自赏。自卑也是“慢”的一种，是傲慢的反面。傲慢的人一定自卑的，他用傲慢来平衡自卑。自负，自卑，自大，骄傲，傲慢，自恋，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唯我独尊，都是“慢”的范围，也是“痴”的演变。

“疑”，怀疑，永远在怀疑。我们就像盲人一样，拿着探杆往前走，我们的思维就是那个探杆，下一步能不能走，要用探杆去探一探，不然的话就怀疑、恐惧，探一下觉得踏实，可以走，就是信。疑和信是相对的，你相信这一步可以踏出去，下一步呢？搞不清的话，又得探查。所以人类经济上的活动、贸易等等，是靠信用维持。金融也是靠信用维持，政治也是靠信用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靠信用维持，没有信用的话就垮掉的。“疑”和“信”永远并存，人不可能永远在疑的境界，那样会焦虑致死，会疯狂掉的。所以它永远在疑和信中间选择，不然走不下去。

“恶见”，就是错误见解，甚至非常极端的看法。粗分包括五大类见解。第一类，身见，我们随时被身体观念困住，把身体等同于生命本身，一辈子为了身体忙，最后它还是坏掉的。第二类，边见，一切偏见都属于边见，偏一边了。比如有的认为人死如灯灭，有的认为有个自我的灵魂生生世世持续不断，其实“灵魂”是我执的作用。有的认为世界完全是物质的，由微粒子构成的。有的认为世界完全是精神的。有的认为一切是空的，不是有的。有的认为一切是有的，不是空的。有的认为民主了就一切都OK了，有的认为市场就是万灵丹。有的认为只需要法治，不需要德治。有的认为只需要德治，不需要法治。有的认为中国文化什么都好。有的认为中国文化什么都落后的。有的认为中国的民族性先天就低人一等，西方民族就天然高人一等……第三类，邪见，比如不信因果。其实因果很复杂，宇宙一切事物、作用，都有因果在里面。最简单的因果关系，可以用“因为……所以……”来表达。想要研究科学，就处处离不开因果关系。再比如，认为彻底打倒中国历史文化，全盘西化就对了。种种邪见我们常常遇到的。第四类，戒禁取见，以为不遵照某种规则就绝对不可能达到目的。比如只有吃素才会得道。吃素当然好，有益于健康，而且还减少杀生。但是与得道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五类，见取见，把一个见解抓住不放，固执己见。认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的，别人的一定不对。比如自己认定的理论、知识、路线，或者自己的宗教，自己崇拜的神，就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是唯一的，完全排他。世间几乎一切的思想、知识、理论，几乎都在这五大类“见惑”里面。

再比如“恐惧”，《心经》里唯一讲到的情绪就是恐怖、恐惧，“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为什么会恐惧？因为无明。我们像盲人一样，周围情况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所以恐惧。再比如做生意，这个人可不可以合作？会不会骗我？这单生意会不会赔钱啊？恐惧。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相算命？因为恐惧，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担心未来。

“忿、恨”，忿是心里有气，又憋在里面不发出来。恨是憎恨了。

“恼”，气恼的恼，比如听某人说几句话，他就恼了。

“覆”，是隐藏、覆盖。比如做点坏事，怕别人知道，隐藏起来，表面上装作无事，这是覆。

“诳”，欺诳。

“谄”，谄媚、巴结、逢迎。

“骄”，骄傲、骄慢。

“害”，害人。比如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看到小动物，蚂蚁、小鸟、青蛙、老鼠、猫狗呀，就要折磨它玩，把它害死，这是“害”的心理习惯。

还有“嫉”，嫉妒，看不得人家好。

“悭”，悭吝、吝啬。

“无惭无愧”，做所有坏事、错事的时候，同时都伴随着无惭无愧，没有羞耻心。管子（管仲）当年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国家的国民要有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都没有了，变成无耻了，国家就乱象频生。现在外面的环境，有点这个意思，不少是无耻者无畏，无知者无畏，无聊者无畏。

“不正知”，就是不能正确地了解认知，刚才我们讲的思维陷阱全在里面。

“不信”，明明真有道理的，他却不信，或者根本没有想了解的愿望，就用“不信”来拒绝了解，反而变成了另一种迷信。

“懈怠”，我们随时都会懈怠的。

“放逸”，我们也随时放任自己的，任性，随便自己了，甚至放纵自己。

“昏沉”，精神不够用了。

“掉举”，我们想专一宁定下来，可是念头波动的，上上下下的，定不住。

“散乱”，我们平常都在这个境界里面，心猿意马满天飞，思想一会到北京了，一会儿到上海了，一会到太空了。

“失念”，就是忘记。学习、科研、医疗、生产，乃至做任何事情，想要做得好，都需要专心致志，不能心猿意马拿东忘西的。再比如，各家各种修行法门，都需要专心，念念如此，才会有扎实的进步。例如佛法的很多修行法门，都有个“念”字，念安般、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死、念休息、念白骨，等等，都有个“念”字。你看念珠，每个念珠都代表一个念头，中间那条线就是修行的方法，要每个念都贯穿在这个方法上面才能成功，也就是“系心一缘，事无不办”。念珠是提醒我们这个的。可是我们都是断线的，断线的思维，念头都乱跑的，所以不成功。等于念珠线断了，珠子撒了一地，到处乱滚。失念，包括了忘记，也包括了断念，不能念念连续在一缘上，也是忘记的一种。

再比如喜、怒、哀、乐、忧、愁、悲、怨、郁闷、躁狂，现在常见的是抑郁、焦虑与躁狂。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信息化了，交通也方便，技术越来越发达，所以一切的交流空前方便，变数也越来越多，因此加速了各种缘起与无常，无常越来越迅速，变数随时都有，越来越难以把握变化。不论是个人的工作、生活、家庭，还是企业、社会、国家，变数都空前增多，好像一不留神哪个企业甚至行业就被“颠覆”了，当然机会也空前增多了。一方面，因为信息量加大，欲望被空前刺激，很多胃口被调动起来，可是很多都实现不了。另一方面，无常迅速，变化太快，想把握局面越来越困难。所以，焦虑、不如意就大大增加了。而且我们习惯跟无常较劲，希望无常变成常，变成永恒。跟缘起性空较劲，认为都是实在的，去抓，越抓越抓不住，就越发不如意，所以焦虑不断。处理不好，时间一长，就变抑郁或躁狂了，或者变成其他的心理问题。现在欧美登记的心理障碍比例是20%，平均5个人里面就有1个有明显心理障碍。亚洲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是这个时代的世界问题。南老师几十年前就判断21世纪的顽症不是癌症，而是精神疾病。现在看来是势所必至，这是时代的因果。

再比如像诸位做企业，乃至任何一个人从事政治也好，做金融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也好，你每天都要去努力，每天都要勤奋。为什么？它缘起性空无常的，你不努力它马上就变了。那个因缘你不努力它也变，你努力它也变。你不努力的时候，它来变你，逼迫你，你就会非常被动。所以你每天都要观察，什么东西变了，哪些条件变了，内在外在的，都要去应对，要努力。

这个时代更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因此就更需要应变能力。越来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了。有些人在找一劳永逸的社会制度，一劳永逸的政治制度，一劳永逸的什么什么，永远找不到的。有的只是相对使国家、社会或者企业安定繁荣一段的办法。当然需要法治、制度来帮忙，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制度化、自动化、机械化，你必须随时注意各种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可是从领导到职员，每个人也都是普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变数，都不是圣人。所以不可能存在永远的安定繁荣上升，一定是波动的，起起落落，成成败败，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永远是破坏容易建设难。因为无常和缘起性空的规律本身，就是个大势，就会解构一切，对抗我们的美好愿望和努力，更何况还有来自人们自身的弱点和破坏力量呢。

所以，想要建设并且维护一个好的局面，非常的不容易，需要大家共同坚持不懈的努力。可是不如意和破坏永远存在，无常永远存在，无常就是天然的大势，所以人永远对现实不满。不论你搞了什么先进社会，搞了什么好的体制，搞了什么优秀模式，人永远是不满的。每个人对自己命运不满，对社会、对国家、对同事、对父母、甚至对老师、对老婆、对孩子都是不满的，对自己也是不满的。因为几乎一切都不是按我们所期望的去发展，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主宰不了局面，除了因为缘起性空、无常、本无主宰以外，还有各种愿望和努力往往彼此就是矛盾的。而且只要我们还困在思维的陷阱里面，自发的种种困惑、不满和不自由感，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如影随形。

前面讲的从“贪、瞋、痴、慢、疑”一直下来，那么多的心理，都是来自思维的陷阱，来自“道失而后德……”的二元境界。这还是简单说，而且都是最常见的，详细分析就更多了。这些人性的特点，古今中外，不论哪个民族种族的人，或者受没受过教育，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的，根深蒂固，如影随形，程度强弱每人各有不同而已，可以说是人性的痼疾，其来源，就是我执与法执。

我执与法执，是生命一切困惑烦恼痛苦的根源。这种透彻的认知，只有佛法和中国固有文化里有，西方文化或其他文化里没有这个认知。换言之，西方文化或其他文化，包括其宗教、哲学、科学，也包括现代心理学、社会学在内，对人性的了解并不够深入，而且其起点就落在我执法执的范围内。

佛法很快融入中国文化，也是因为其与中国固有文化天然相通。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养性，注重求证同宇宙相通的生命大道，注重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懂得节制人欲，制约权力、技术与资本，是因为了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人性和天道有深刻的洞察，知道放纵人欲之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知道贪、嗔、痴、慢、疑、恶见……被放纵而大爆发，一方面必定促进物质生产、贸易繁荣与技术发明的发展发达，如同修出了种种神通一般。另一方面，因为人性痼疾被放纵，没有定力慧力的根基，必定被种种物欲和境界鼓荡蛊惑，精神问题必定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政治经济问题也会层出不穷。历史与现实，并未逃出古圣先贤的忠告，并未逃出人性的痼疾与思维的陷阱。

上述这些人性的问题哪个人没有？绝大部分人不会深入了解自己内心的，看不到这些。所以自知之明很难。可是不了解这些，也不可能了解别人。如果对人性人心这些根深蒂固的特点不了解，侈谈什么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历史学、管理学，基础都是虚浮的。哪一门学问是离开人的呢？自然科学也要人来研究来认知啊。离开了对人性的了解，所有学问的根都是虚浮不实的。

何以自处？

可是反过来去观照，如果从个人自觉本性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空前的好时代。为什么这样说？过去太稳定了，所有的东西变化太慢，你讲缘起性空、讲无常，我们不在乎，我们没感觉，所以无法触动我们。但是今天的时代，讲缘起性空、讲无常，比较容易有体会。既然体会到缘起性空的，无常的，我们可以不去那么执着。减轻执着，烦恼自然就减少。好事坏事，都是无常的，好事来了不要太得意，坏事来了也不要太愁苦，都是无常的，都会过去的。而且也不要那么贪，贪多当然烦恼多，满足少，根本贪不过来的。只好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减少贪心，精简目标，一切俭化。比如有的人奉行极简主义，恢复到很简朴的生活方式，很好。如果内心也能俭化就更好了。内心俭化，反照自己，了解人性了解自己之后，会比较容易看清时代，看清方向，进一步可以懂得取舍，给自己一个俭化的心境，俭化的方向与目标，安身立命，然后尽人事而听天命，从容行止，任尔纷纭变化，坐看云卷云舒，自然就卸掉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和烦恼。进一步，如果能随时观察内外一切的无常、缘起性空，执迷与烦恼困惑自然就会渐渐减轻了。乃至最直接的，观察一切执迷、烦恼、困惑、苦乐本身，也是无常的，缘起性空的，所以不用怕，不用担心，不用恐惧，看着无常的它们自生自灭。一点一点就过渡到观自在、觉性现前的境界，逐渐可以安心自在了。由心不住于无常的一切，渐渐到心无挂碍，渐渐的，就走在“度一切苦厄”的光明大道上了。当然，要到这个程度，需要持续的练习，熟能生巧，习以为常才行，那是漫长的功夫。但是只要步入这个轨道，很快就会受益，烦恼会减轻，容易从烦恼困扰里面解脱出来，而且越熟练就越自在。

所以，看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时代。用到观无常上，观察一切的无常，从而放松执着，能够尽人事而听天命，尽心或尽力之后随缘，不受无常烦恼的骗，就可以越来越洒脱自在。以这样的修养来做事，才算是“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才可以出于污泥而不染，这样才有资格入世自利利他了。

把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用到观察身心内外一切的无常上，自然减轻执迷，多些洒脱自在。若有愿望，能进而练习观照五蕴八识无常，不住于无常，就会自然的逐渐的自觉本性，自证本觉，转识成智。

这是讲个人如何利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乃至安心立命。进一步，可以利他了。

理性与非理性

我们继续讲人性中的常见特点。人性中的特点，绝大部分是“非理性”的。我们喜欢讲理性，尤其近代以来的不少西方哲学家喜欢讲理性，甚至迷信理性。但是也有批评理性迷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反省看，包括这些哲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等等在内，大家的理性成分，在每天的起心动念里面，占了多大比例？其实绝大部分都是非理性的。为什么？受刚才所讲的种种思维陷阱所困惑，产生的种种烦恼，如影随形，随时出没。即使我们很有钱，可以买到想要的种种东西，或者买到一部分自由，但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或者跑到很优美清静的环境，或者到喜马拉雅山闭关，也一样，跑了十万八千里，我们逃不掉的还是内在这些问题。这是我们自心上的问题，影子一样，逃不掉的。所以理性的比例只是一小部分。一般讲的理性，就是逻辑严谨的思辨，思辨一部分问题可以，却很难用来自知，很难把控众多的非理性心理活动。很多时候，是理性被非理性所驱动，变成实现非理性目的的工具。而我们本具的觉性，是超越思辨和逻辑理性的，也超越一切无明烦恼的，但是大家“日用而不知”。可是思辨和逻辑理性，也是个有力的工具，有它的用途，每个人都需要这种修养，修养好了可以对治逻辑混乱的思想，帮忙平衡乱七八糟的情绪。倘若能以觉性照见思辨与逻辑理性，就可以用它，而不受它的骗。

再如“不自由感”，不自由感伴随着每个人的一辈子。所有人都在追求自由，“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个不自由感，只要我们仍陷在种种思维的陷阱里面，就永远存在。像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一样——五蕴（色、受、想、行、识）困住我们不得自由。可是五蕴是我们自己造的，用无明的思维陷阱所建造的。所谓“心猿意马”，孙悟空代表我们的意识，神通广大，七十二变，火眼金睛，可是跳不出如来（觉性）的手心，也逃不出五行山（五蕴）的困境。顺便提到，《西游记》是一部修道的书，出处都是比喻，文学化了而已。

在这些重重无明陷阱的困境下，人们被困住，不懂解脱的关键在哪里，所以习惯性地向外追求，用外在的突破与成功成就来骗自己，安慰自己，来获得自由感和自我肯定。同时也追求强者来相助，最好是有无所不能的“神”来帮忙自己达成各种愿望。崇拜强者，是自身无助感的一种反射。既而崇拜胜利，崇拜成功，所以形成“成王败寇”的根深蒂固心理，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面我提到，前段时间，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到北京时，我们碰面聊天，他说他发现全世界所有被殖民过的国家民族普遍自卑，认为自己不如人家，文化不如人家，甚至种族也不如人家。我说这是人类无明思维必然导致的成王败寇心理使然。人人都崇拜强者，崇拜成功，崇拜英雄。英雄很多啊，亚历山大，拿破仑，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征服欧洲的同时，也征服了全世界的心。这种心理乃至普遍到崇拜任何一个所谓成功者，有钱、有名、有地位都是一种成功，乃至崇拜黑道大哥，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一百年前，一句话是“落后就要挨打”，另一句话是“挨打就意味着落后”，失败就意味着不如人，乃至自卑心理蔓延到认为一切都不如人了，祖宗十八代都有罪，都该被打倒。文明在征服面前似乎不值一文。百年来，这种自卑的思维方式、看事物的角度，随处可见。正如十七八世纪的欧洲人，恨不能做中国人。自卑的反面是自负，用来平衡自卑，所以，自负的社会自理也会时而出现。

再比如说，人们也喜欢总结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说某某人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或者哪个人失败了，教训是什么。以资借鉴是没错，但是在屁股后面做诸葛亮，永远会总结出来一堆经验教训。可是真的按这些经验教训，换另外一个人去做，未必成功，或者未必失败，因为因缘不同条件不同了。很多现实案例的经验教训总结，乃至对历史文化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多少成分是有效的，贴近真实的？有多少成分是盲人摸象？有多少是孤立片面脱离当时各种条件的？有多少是局外人的胡猜？又有多少是基于成王败寇心理的臆测偏见？任何一件事都是缘起性空的，都是很多因素导致的，单单总结一部分因素就足以说明问题吗？可是这种片面的总结，却是最常见最流行的。

成王败寇心理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会演变为很多方向，刚才讲到比如崇尚成功，崇尚胜利，崇尚功利，崇尚权力，崇尚金钱，崇尚名利，甚至崇尚征服，崇尚暴力，乃至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善恶。于是，欲望驱逐淡泊，恶驱逐善，劣币驱逐良币，野蛮驱逐文明，烦恼驱逐良知和安宁，非理性驱逐理性，都很常见。很多的胜利与成功，可能是野蛮占了上风，毁坏了文明。比如五百年来的殖民运动，一边掠夺土地与财富，一边破坏别人的文明，乃至种族毁灭。这些“胜利”与“成功”，习惯性地被解释为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胜利。这种解读似乎不无道理，但它隐含了一个逻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人类文明法则，这是把人类社会等同于动物世界，甚至比动物世界还要过分。

所以，民主与法治都是需要的，为了保护大家彼此利益的底线。理想的目标，是使利益之间平衡，不要伤害任何一方正当的利益，但是落实起来极为复杂，极不简单，打折扣是寻常事。同时，民主法治与道德相辅相成，不能替代了道德。道德是促使人自觉，自觉地彼此尊重、善待，自觉地讲信修睦，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文明。国家内部乃至国际之间，都需要用道德和民主法治来制约，否则就是丛林法则盛行，与动物世界没有实质区别，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曾国藩讲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人性痼疾很多很深，如果不能自觉修身养性，善护念，诚意正心慎独，堕落是很容易的，那是顺“势”而为，不知不觉就堕落了。

彼得·圣吉这次讲到，美国现在的社会教育也出了大问题，（如果他不是口误的话），美国现在坐牢的犯人占全世界坐牢犯人的四分之一，其中四五成是毒品犯罪，吸毒的、贩毒的等等，毒品泛滥。另外近一成是暴力犯罪。这是近两三年的数据。没有吸毒者，贩毒就没有市场。人性的弱点，是追求享乐的。所以《礼记》讲“欲不可从（纵），乐不可极”。现在毒品泛滥全世界，中国恐怕也不少，为什么会如此？恐怕不仅仅是追求享乐的问题，追求享乐只是原因之一。

他说，前一段美国国会议员之间争论不下，到最后政府要关门。美国人看了非常焦急，大家看着这些议员自说自话，为什么就不能听听对方的意见呢？为什么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听不进别人的话呢？这个不是民主精神，这是自我中心了。所以他们也很着急。

他还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关于小孩教育，他也在研究教育。美国有一个案例，有三个小孩，不知道什么宿世的因缘，在一个班级里面，每天见面就要互相谩骂，然后打架。管了多次也没用，到最后老师没办法，跟家长一起想办法，说把你们关在一个屋子里面，限期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给你们什么样的惩罚。在这个压力下，三个孩子坐在一起想办法，如果不解决问题的话，将来没有出路，会承受更严重的果报。可以说这个时候他暂时相信一下因果了，众生畏果，怕这个果报。然后开始检点，我们吵架、打架从哪儿开始的呢？我一看你就不舒服，我看你就烦。我们怎么改变？我们从表扬对方开始吧，我说你好，你说我好，大家恭维对方，鼓励对方，从这开始入手。这样一点点开始，最后他们三个成了好朋友。有这么个案例。

我跟彼得谈到，对小孩子可以这样，对大人就难了。大人每个人都有路可跑，管不住的，只有将来自己面对果报的时候，才知道后悔。大人不可能像小孩被关在那里，必须要面对果报，必须要反省，大人不可能的，大人会逃避问题，然后明里暗里斗。所以人类的教育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因为根子上都在思维的陷阱里面，爬不出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堪忍）世界”，叫“五浊恶世”？这世界上的人，都陷在妄想执着，思维陷阱里面，浑浊的一塌糊涂，做错多，做对少，作茧自缚，重重包裹，自欺欺人，随时造业，还不自知，自以为是。彼此忍受着，所以才需要礼义廉耻，需要德育和法治。真正要彻底跳出这个深深的困局，是靠个体自觉自强的，不可能靠教育、法治或政治，使大家全体一起解脱困局。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因病与药

基于人性的复杂问题根深蒂固，不论文化教育还是治理国家与社会，都需要各种办法并用的。因为病症病因很多，所以需要各种药方药材。所谓“佛说八万四千法，为度八万四千烦恼”，可是还得善加运用才行，用错了也不行。

比方说寺庙里面的雕像，那不是为了偶像崇拜或者保佑我们，而是代表了现身说法的榜样。可以说他们都是自立自强自觉成功的先辈，值得众生效法。同时，这些塑像也包含了很多方法与理念在里面。比如天王殿里面，中间是弥勒佛，代表大慈心，给人带来喜乐的。同时，他也是唯识学的鼻祖，唯识学是帮助我们了解人性，了解自己与世界的哲学化科学化理论。这个流行“科学”的时代，正是借鉴唯识学的时节因缘。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也借鉴了唯识学的一部分内容。

弥勒菩萨背后的韦陀菩萨，代表戒律与法治。众生不会随时自觉的，需要戒律与法治来帮忙。

两边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持国”，代表保持国家安全安定繁荣；“增长”，使国力增长，百姓生活无忧；“广目”，广泛了解一切知识，洞察一切情况，知己知彼；“多闻”，广博听闻一切信息，知道一切疾苦，兼听则明。

再比如大殿里面的佛菩萨。佛代表大觉悟者，功德圆满者，也代表觉性，代表道体、宇宙本体。各位菩萨也代表大觉悟者，代表利益众生的很多方法。你看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代表大悲心，救济疾苦。每只手眼代表一个方法，文的武的都有，各种手段，千手千眼代表一切手段。文殊菩萨代表大智慧和文化文明。普贤菩萨代表踏踏实实的实行实践，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地藏菩萨代表大愿力，愿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罗汉代表自觉圆满者，彻底跳出无明思维陷阱者，也是随缘度化众生的导师。

还有许多护法菩萨，面目狰狞的，手拿兵器的，很多。像密宗的菩萨像，非常威猛狰狞的马头明王、金刚手菩萨、大威德金刚等等，他们分别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的另一面，代表了修行的各种方法，也代表了教育和治理社会国家、帮助众生的种种手段方法。

所以说，要教育深陷无明思维陷阱的众生，要治理由这些众生组成的国家社会，什么手段都需要。正的手段，反的手段，一切的手段，乃至毒药都要用，看你怎么用。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

由此可知教育之难，自觉之难，国家社会治理之难。即便是八万四千法门，也抵不住众生随时滋长的困惑烦恼。佛菩萨乃至一切圣贤与众生平等，他开了药方，我们不按规定吃药也没用。

再比如说，因为深陷我执法执，感到不自由，所以大家永远在追求自由的“法宝”。从小孩开始，就喜欢“法宝”，看动画片看到“法宝”就很期待。长大之后，每个人也在追求“法宝”。跟神仙学个法宝吧，然后我就能神通广大了。到庙里去拜菩萨拜神仙，能不能保佑我这样那样，或者希望自己有神通，或希望有神通的人帮忙自己。经济学家寻找可以治理经济的法宝，政治家寻找政治学法宝，科技时代大家都寻求科学技术法宝。总之，管他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大家永远都在寻求“法宝”，骨子里面都是这个潜意识，其实都是无明困境与我执法执的投射。万能法宝是找不到的。你可以找到很多方法，可是你面对的是缘起性空而无常的东西。缘变了，法也得变。科学技术同神通类似，若没有定力慧力把握，神通会变成“神经”（精神病）的。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在带来很多便利与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变数，若没有定力慧力的修养，人类的精神问题社会问题必定越来越多。

说到因病与药，想到中医，它是整体系统的学问，从道的高起点入手，由天地人相通的道，演绎出医疗医药技术，它不是只偏重技术层面。其实《黄帝内经》暗含了政治的道理，例如从“上医治未病”的防患于未然、无为而治、因势利导，到出了问题后的综合治理；同时《内经》也暗含了缘起性空的道理，因缘改变了，整个五运六气、天地之间的种种状况改变了，身心状态也跟着变，缘起性空。每个人的禀赋天生的，各不一样，业报不同，好的医生要根据不同人、不同症状、不同时间空间，来辩证施治。因缘改变，药方得跟着变。比如今天二月二，天地之间的气是不一样的，今天生病了怎么办？都是要考虑的因素。没有说一个东西，比如抗生素，可以治所有病的。说绿豆治百病现在有人笑，讲维生素B2治百病就有人相信。有人说如果民主了，从此天下太平，历史终结了，也有人深信不疑。整个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怎么可以用一味药、一个方子去治疗呢？它是综合的，而要随机应变的。理论和制度当然需要，但不能迷信理论与制度，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因为实际情况随时变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刻舟求剑。这一百年就是有病乱投医，摸着石头过河，跌跌撞撞过来的。每次教条主义都会出问题，每次从实际出发都会出成绩。政治跟医学是一个道理。所以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道理相通的，目的都是济世救人，而且问题也都出在人的身心及其与环境的互动上。

自我证明的烦恼

再比如，人人都不停地要证明自己，为什么？

人性的基本问题基于我执法执，尤其是我执，每个人都喜欢被肯定，怕被否定。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不断证明自我，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优秀杰出……从小到大，都活在“评价”二字中。其好处是可以借此努力求进步，坏处是陷入评价依赖与催眠。而且众生普遍存在自卑感，自负、自大、骄傲不过是自卑的平衡。众生在自卑、自负、自恋、自大、骄傲，乃至自尊、自信、自豪……以自我为本的意识形态里徘徊、轮回，跳不出来，根源在于“我执”的思维陷阱。

例如你批评一件事的时候，就算强调“对事不对人”，对方也会感到“自我被否定”了。可是这个被否定或者被肯定的“我”，是真的吗？这个“我”是恒定不变的一个东西吗？不是的，它是虚妄的、缘起性空的，是后天起来的假设的观念，习以为常了。因为它虚妄不实，所以才永远需要被证明，用“证明”来使它“实在”一点，可是你永远证明不完，那是个虚妄不实的无底洞，空的，填不满。明天有人否定我们，一个、十个、一百个人都否定我们，我们就会深深怀疑自己，非常自卑，甚至万念俱灰。如果有不少人捧我们，我们也会自我膨胀，以为自己真的那么好。因为这个自我是虚妄的，所以才陷入自我证明的陷阱，陷入自卑、自负、自信、自恋、自尊、骄傲、自卑……跌宕起伏的烦恼轮回。如果真的有个不变的自我，还需要证明吗？还需要被各种评价所左右吗

对自我的评价如此，对文化的评价也一样道理。例如诸子百家，或者西方的各种学派、门派等。你看南老师反对门户之见，说没有“南门”，没有学生。做学问怎么可以有门户之见呢？那是很有限的，那已经违反了“君子不器”、“海纳百川”的原则。怎么可以有宗派门户局限啊？比如大家习惯讲“儒家”怎样怎样，请问儒家是多少个人啊？孔子没有说自己开创了儒家吧？儒家每个人的思想一样吗？不一样。孔子怎么能为儒家或儒生们负责呢？怎么能为帝王将相负责呢？他只能为他自己的言行负责。别人用了他的思想，怎么用的，怎么产生结果的，他可负不了那个责，应该由运用的人来负责。开药方的，不能替使用药方的负责。孔子，或者任何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能有那些深邃的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功德，那是他的伟大，谁批也批不倒。至于如何领会和运用他们的思想和经验，那不是他们的责任了。有人说“孔子连自己的国家都救不了，何况救今天的中国呢”，这话逻辑不通。思想伟大与救国、治国是不同的逻辑，救国、治国需要多少的因缘配合啊，太多了，哪有那么简单。而且再好的药方，也得好医生正确辩症以后，善加利用才行。所以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乃至任何人，都不能为徒子徒孙或者其他任何人负责，更不能为社会、国家、天下的兴衰治乱负责。他们开的药方，谁肯吃了？谁又吃对了？谁能改变了自己？不能因为众生每天仍旧不舒服或害病，就彻底否定了医学和医生吧？同理，也不能因为众生不肯改变自己，而否定了圣人的教化。

再比如，释迦牟尼佛能为害他的提婆达多负责吗？耶稣能为害他的犹大负责吗？可是他们也想教化这些人啊！就像南师说的，“好人”要教化，“坏人”更要教化。可是改变了多少呢？能不能改变的关键，不在于老师，而在于每个人的自觉程度。所以说，圣人也不能为学生或徒众负责，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圣人不过是识途老马，告诉我们哪里有危险，哪里可以走，哪条路可以通到哪里，如此而已。可是路还是要我们自己走。

所以说，所谓儒家者，即非儒家，是名儒家。其他百家也一样道理。譬如，荀子也是儒家出来的，他培养了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再比如李悝，著《法经》的那位，魏国的宰相，改掉世家贵族政治，变为官僚政治的，法治魏国的，也是儒家子夏的学生。魏文侯、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他们一起把魏国强大起来。吴起后来被列为兵家人物。再比如田子方，帮齐国强盛，段干木帮魏国强盛，这些都是儒家的学生。可是他们的思想一样吗？不一样。孔子早期的思想跟后期的思想也不一样，他做学问是开放的，不断求进步。所以，所谓学问“家”，是自成一家之言，自成一格而已。就像我们说“我”，它只不过是认知思维的一个起点，它不代表什么，它仅仅是心念的起步，一个立足点而已。

诸子百家也一样道理，所谓儒家道家这个“家”类似“学派”，它不是一个党派圈子，不是一个血缘关系的门户。因为在一个老师那里求学，然后各自传承下来，徒子徒孙，似乎一个大家族一般。但是毕竟只能各自负责，不能为彼此的思想与言行负责的。即便是血缘家庭，每个家庭成员的思想言行也是独立的，终究要各自负责。而且所有的学问应该是开放的。知识有界限，做学问怎么可以有界限呢！任何门派、学派、教派或主义，如果困在一个范围，困在门户之见，或帮派之见，不能开放变通，就被限制死了，很有限了。有限就不能应对一个无常的、缘起性空的无限世界。门派、门户、宗派、教派之见，容易导致朋党意识，变成利益关系，自是非他，党同伐异，那就与做学问越来越远，与利益和异化越来越亲近了。

西方也一样。西方这个学派、那个主义的，多了去了。比如犬儒主义，它从开始到现在，代表人物和内容都已经变了多少次了，前后的内涵已经相差很远了。请问你说的“犬儒主义”，具体是指哪个人的哪个思想啊？人和思想都在变，哪个人不在变？哪个人的思想不在变？缘起性空，无常的。所以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一个文化、一个历史、一个民族或者哪一家、哪一派、哪个主义，那非常的大而无当。

偶像崇拜

人性中另一个特点是“迷信偶像”。也是来自我执和法执的投射，投射完美的光环在偶像身上。比如说某人这个方面很有长处，认识他的人接着又发现他有另外一个长处，再发现几个长处就会想象，也许其他方面他也都是OK的。这就是一个“偶像”产生的过程，心理学叫“光环效应”，也叫“晕轮效应”，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变为成见。

为什么需要偶像呢？一种情况，是找一个榜样，因为自己困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要找榜样带路。另一种情况，跟刚才讲的“法宝”一样道理。我们因为无明深陷思维陷阱而无助，所以想找一个法宝，或者一个偶像，可以依赖他帮忙我们，救济我们。宗教的偶像当然也包括在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成王败寇的心理了。偶像是成功者、强大者，所以崇拜他。

例如西方的宗教，他是一神教，神是人格化的，独裁专制的，排他的，排斥异教徒的。同时也是强大的，宇宙都是他创造的，他全能的，主宰一切。可是不知为何没有改造了魔鬼撒旦，也没有改造了众生，可见撒旦和众生都是冥顽不化，不可救药。神权和政权的独裁一起，统治西方很多个世纪。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运动，是对这双重独裁专制的反动。新教改革之后，说经商、放贷、搞政治都是为上帝服务的工具，与神职人员一样，都是服务上帝，于是启动了资本主义时代，它被赋予了宗教的合法性。同时，大航海时代也开启了殖民运动时代，左手坚船利炮，右手推广他的宗教，掠夺了很多土地与财富，毁灭了不少文明与异族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始积累，推动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也推动了用于平衡其内部利益的法治与民主机制。他可以为自己找到宗教的“征服异教徒，拯救异教徒”的所谓合法性。可是《摩西十诫》的后面，也讲了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对此为何不同样遵守呢？耶稣讲的“博爱”“己所欲施于人”，为何不好好遵守呢？

任何事物都是缘起性空，众缘和合而来的。所以分析西方近代以来的崛起，以及工业化、民主化的现象，不能单纯归因于文艺复兴。殖民运动的利益驱动、原始积累与利益争斗，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那比文化的力量就大多了。还有宗教改革等等其他很多因素了，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文化不是这样，中国文化是道统文化。这个道统不是儒家的道统，也不是道家的道统，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大道统。南师讲过，“中国文化像一把撑开的伞，‘大道’像伞的中心支柱，通天地人的，诸子百家乃至各种学术是辐辏的伞骨分支。”中国文化从上古以来，共同尊奉的是“道”，大道。后来的诸子百家乃至以后的文化，都是以“大道”为最高旨归。这个“道”是什么？超越任何宗教色彩，是宇宙万有合一的大道，也可以说代表了宇宙的本体真理。中国的各种学术或宗教，都是道统文化的演变与外延。各家学术有自己的道，是对宇宙本体大道的探索体会以及形而下的应用，比如政有政道，商有商道，兵有兵道，农有农道，医有医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夫有夫道，妻有妻道，友有友道，盗亦有道，更有很多修身养性之道，做人做事、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道。做的不对了，俗话说叫做“不上道”，“下道了”，“歪门邪道”。所以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仁民爱物，追求道德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不是征服关系，而是在道义的层面上，协调亲和的关系。个人自身，注重修身养性。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主张，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深深了解，以及个人修养与国家天下治理的因果关系。文化主张是这样，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了解而来。中国古代，政府人员不多，政治成本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依靠制度与法律体系与宗族自治、文化自治。这种社会自治并不是什么“奴性”，而是基于文化理性的认同，基于礼义廉耻伦理道德的认同。中华法系也自成一统，与伦理道德文化系统衔接的。

有人说古代中国没有社会，没有契约，没有公民，没有宗教，没有法治。这又是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的思维陷阱了。中国有中国式的社会、契约、公民、宗教与法治系统，不能说不同于西方就等于没有。有众多人群居生活，有文化，有贸易，有自治，当然就有社会，有契约，有信用，有公民，有公德。与西方的形态不同而已。譬如契约，契约是社会贸易必须的，契约的本质就是信用。中国古代非常讲究信用信义，信用、契约并非西方的专利。不能说我们不是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就不算人类吧！

实际上，中国文化从上古的天文地理学一直到易经，一开始就是高度理性的文化，远远超过一般所谓宗教信仰的蒙昧层面。而且自古以来，中国的人文修养文化，非常的丰富深厚。尤其在超越我执法执的高度智慧上，儒释道等多家都有这个学问，而这是西方文化所没有的。西方文化不论是宗教还是哲学科学，都还没有超出我执法执的内容。尽管五百年来，西方征服了东方，但是并不等于东方文明全部落后哦！譬如你可以杀害一个圣贤，但并不意味着你比圣贤高明。你可以掠夺人，但并不意味着你比他高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绝不是成王败寇的简单逻辑所能衡量的。

中国文化素来主张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谐和共生，克制自我中心主义，讲究“克己复礼以为仁”，讲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这与工业化以来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与破坏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人类的现实与未来具有很大价值。

西方文化的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竞争与征服的观念更强。打击异教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信一个上帝的不同宗教或教派内部，却激烈地斗争。其实他们早期也是克制欲望的，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殖民运动等等，反弹变为放纵人欲了，过犹不及。征服掠夺异教徒和大自然变成习以为常了。尽管耶稣出来讲博爱，号召人们发博爱心，等等，但耶稣不是创教者，他只是改良者，只能对冲一部分问题。

崇拜偶像当然包括崇拜明星、菩萨、神仙等等。如果因为崇拜而变成依赖和迷信，那就变成了自我催眠自我蒙昧了，与自觉自立自强是相反的。不当做偶像，而是当做榜样，可以激励我们努力自强。榜样优秀是他的事情，是他的努力。菩萨也好、老师也好、神仙也好，他很努力，改变了自己，他觉悟了。但是跟我们有多大关系呢？我们即使跟他在一起，如果不努力自觉自立自强，也是枉然。譬如佛教，佛陀本身就是自立自强自觉自度的最好榜样，可是后来被偶像化，被当做求神保佑一样的偶像，反而他讲的自觉方法，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去实践。这是我们的无明根性使然。

崇拜偶像的另一种思维演变，就是以完美化、偶像化的标准要求衡量别人。要么寻找各种理由，来高推圣境，“证明”一个偶像的完美化乃至神化；要么寻找一些理由，来全面否定打倒一个偶像。总之，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各走极端。其实都是众生希求偶像的思维陷阱投射来的。对人如此，对事如此，对历史文化的看法也如此。

取经的困惑

由成王败寇心理，到法宝、偶像崇拜的蒙昧心理，背后都是无明的思维陷阱。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的“取经”问题上，也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陷阱。比如百年以来，国人因为挨打而失去了自信，张冠李戴，削足适履，把西方理解历史文化的思维方式与观念，套用在自己头上。包括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也是隔靴搔痒，通过一些片面的或者歪曲的资料，盲人摸象。他从自己所经验的环境、他的认知角度与范围，得出他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很多人迷信洋专家，结果张冠李戴，削足适履。好像我们一定要适应他，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不如人家蓝？为什么我们的头发不如人家黄？为什么我们皮肤的毛不如人家多？削足适履，然后变成邯郸学步，自己不会走路了，越来越迷惑。或者“胶柱鼓瑟”，把琴的调弦的柱子固定住，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刻舟求剑，可事情是缘起性空无常的。然后抓住一个东西，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最后左右都不是，丧失自信，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受制于人。某国做我们的老师，洋专家做我们的老师，他真的代表真理吗？真的大公无私吗？真的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吗？百年来言必称西方，潜意识里好像在讲“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然后迷信种种西式理论，逐物迷方，作茧自缚。所以老是谈“解放思想”，为什么？因为迷惑了，困住了，被各种理论的迷惑吊在那里，不能从实际出发，不知往哪里走，可是不走又不行，只好不断鼓起勇气尝试、探路，摸着石头过河。庄子讲：“道旁筑舍，三年不成”。在马路边盖个房子，路过的行人都过来评价，这里不好，那里不对，你听三听四，改来改去，这个房子多年盖不起来，盖起来也是莫名其妙的形状。

这种“取经”的方式，自卑为基础，全面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又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了。想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却欠缺自信和勇气。我们看《西游记》有个假雷音寺，到了以后，以为到西天了，可它是个假的，不是真的如来所在的地方。实际上，到西天取经，最开始佛陀给唐三藏的是无字真经，是法无定法，不受理论局限，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且随机应变。金刚经讲“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不能被理论困住，也不能乱来。比如民主也好、绿豆也好、维生素也好，都可以用，但是你不要迷信它，要因病与药，随机应变。东西方文化，任何一个文化的优秀东西，都可以拿来用，关键看怎么用。人参用坏了也会杀人，砒霜用对了也会救人。所以不能执迷于“法”，每一个“法”看怎么用，这要靠智慧了，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要看实际效果。

再比如前面讲到《黄帝内经》的为政启示，还有“上医治未病”的观念，要防患于未然。我们医改了几次，但还有那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违背了这个“上医治未病”的原则，预防医疗做得不好。西方现在也开始重视预防医疗了。上医治未病，首先要大家保健，保养好，养生先做好，尽量少生病。其次用社区医院帮你解决小问题，大医院的负担就减下去了，财政负担也降下来了。如果将来我们的医改还走西方的老路线，整个财政和医保要被拖垮的。所以应该重视黄帝内经的路线，当然也要借用西医的长处，善加利用。

政治也一样，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上医治未病，而且随机应变，以“健康”的结果为目的，而不是以手段为目的。同时，药医不死病。我们讲缘起性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无常的。哪有不坏的东西呢？哪有不变的东西呢？譬如原来我们用GDP标准来衡量政治，这个是西来的思维，用一个经济指标来衡量政治，后患很多。你说我的血压跟他的血压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血压正常了，其他地方可能不正常。健不健康，是个综合的结果。政治的好坏，也要看综合结果的。

中国古代的政治标准是什么？达到“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甚至“风调雨顺”，它就是很好的政治，是以结果好来作标准，不是以手段、理论、方法做标准的。“安居乐业”包括了什么？百姓的生活，民生问题。当然也包括了身心健康、衣食住行、生产生计、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国泰民安”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国防，不被人欺负，人家打我，我们能够战而胜之。军事上要强，政治上要谐调平衡，跟百姓之间能够相互认同，利益平衡的，互相尊重的，社会风气健康的、安详的。“风调雨顺”包括什么？我们今天并不风调雨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工业化以来，掠夺大自然，牺牲大自然，污染的问题，气候的极端化，跟人类的行为都有因果关系的。所以整个世界目前的政治、经济、技术，好像越来越繁荣便利了，同时也很多的堕落、痛苦和困惑、病态。

再比如，孔子给子贡讲过政治三原则：“足兵，足食，民信之”，这里面没有讲仁义道德哦，可是这是政治之道，没有好的政治之道，仁义道德也缺乏基础。换言之，好的政治之道，也是仁义道德的一部分。“足兵”是什么？军事要强，不受外侮，不受别人欺侮。“足食”是什么？民生要好，安居乐业。“民信之”，更重要，老百姓跟政府要相互信任。如何达到互信呢？看怎么做了。比如讲民主，能不能达到民信之？能不能达到足兵、足食？不一定。今天世界著名的调查公司调查各国政府，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支持度有多高？可以去查资料，可以说“民信之”的分数并不高。可是怎么办呢？无可奈何，只好如此。换了一个,如此；再换一个，又如此。民主是方法之一，不必然导致好的政治结果。不能把方法等同于结果。

讲到“我执”对文化的影响。譬如西方的宗教、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假设的前提都是从“我”出发，从我执法执出发。比如经典政治经济学假设人是自私的，它的出发点就已经很有局限了。人是常常自私的没错，但并非自私就等于人。包括宗教、种族与文化观念也一样，从自我中心出发，唯我独尊，就已经很有局限了，难免自是非他，排他的，歧视的。新教改革之后，客观上鼓励了欲望。欲望当然很容易胜过修养，欲望是本来习惯了的，已经成势了，修养则是逆向而为，不进则退的。欲望一放纵，修养很容易垮掉。

在中国文化里面，尤其注重修身养性，克己复礼以为仁，进一步还有解脱我执法执的办法，你能说他不对吗？很对。而且这是每个人最根本最彻底离苦得乐的途径。可是这种文化，会使很多人的注意力比较偏重于内在修养，注重生活的高尚品味，会轻视了外在的竞争，抑制了技术或物质的发展，也忽视了别人的虎视眈眈。突然遇到鼓励欲望和竞争征服的势力，一下子措手不及，会被打垮。这是从文化角度看的。这个胜负，不一定是文明的胜利，反而可能是野蛮与欲望的胜利，是技术与技巧的胜利，是竞争斗争组织的胜利。可是你给他一段时间，中国人在技术发明创造上有天才的，在有效组织与斗争上有丰富历史经验的，他只要奋起抗争，注意了解国际形势，注意发展技术，组织力量，很快会追上来。可是优秀的自我修养文化应该丢弃吗？万万不应该，而且还应介绍到全世界，利益全人类。人类没有这种修养的结果是什么？陷入丛林法则出不来，弱肉强食没完没了，配合了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和武器，会加速走向疯狂和毁灭。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能只讲修身养性，只重视文的一面，要文武并重，国家综合实力必须要强大，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维护正义。慈悲的佛菩萨，还有很多威猛的护法神来辅助帮忙呢。而且释迦牟尼佛很推崇使国家天下大治的转轮圣王，他说转轮圣王的功德与佛的功德一样，转轮圣王就是入世的大菩萨。可是转轮圣王也需要七宝来辅助，包括了太太贤德、官僚系统好、经济好、军事强，等等。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应对丛林法则的国际局势，中国应同时发扬另一部分的文化来保卫自己，维护正义。讲军事，讲斗争，讲反败为胜，讲知己知彼……中国的历史文化经验也很丰富。孔子给子贡讲的三原则，“足兵，足食，民信之”，至今仍然不过时，而且很实际，一点也不书生气。怎么样达到这三个目标，考验今天乃至以后的中国人了。习近平先生上来之后，目前正在做重建信任的工作，也在做足兵足食的工作，很有希望。但是问题积累很多，要一点点解决，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讲到落实民主的制度问题。不仅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也要参考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中国上古是禅让制，公天下的，尧舜禹以前就开始了。禅让制是什么？做天子的，还有大臣，还有地方官，大家一起推荐，不论平民还是有爵位的氏族，选贤任能，发现并推荐好的人才上来，从臣子到天子的接班，是这么个选贤任能的机制。不是看他会不会演讲，会不会拉票、买票，而是看他的实际作为。这当然也是一种民主选举的模式。好的人才是什么标准？不是夸夸其谈讲得好，表演得好，而是做人做事做得好，能够让人信服，能够领导大家解决问题，领导大家进步。舜就是这样被发现被推举出来的。大禹也一样，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实际生活、生产中被发现，然后选拔出来试用，试用好了，再提拔，这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经验，单凭“普选”上来，实际工作如何就很难讲了，那完全是赌博了，当然实际执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官僚、幕僚系统的。

到后来，汉代变成察举制，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都是选拔人才，都要观察他实际的作为。不过夏启以后，与禅让制不同的是家天下，帝王的位置，传给子孙后代了。但是宰相率领的文武百官系统，是实际治理国家的操作者。这个系统还是选贤与能，贤人共治的思路。除了一部分时期，皇权过分扩张了，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系统，是靠开放的选贤与能贤人共治的思路，来组织和更新官僚系统的。而且有严格的制度系统来行政与执法，并非为所欲为。这与西方古代的封建专制是不同的，不能张冠李戴，混为一谈。

到了魏晋，是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是科举考试制度。英国十七世纪时，学了中国的考试和文官制度，才开启了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时代。

这是中式的民主选举模式。它是从实践中长期观察一个人的才华、德行、作为，然后慢慢历练培养出来。它鼓励贤人共治，是开放的系统，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优秀，就有可能被选出来，参与国家治理。它是宰相带领的官僚系统辅助天子，不是天子独裁专制。也可以说，相权带领的官僚系统与君权有相对制衡关系。国有国法，中华法系也是自成系统而且完备的。还有御史台（类似古代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地位很高，对官僚系统本身也有不小的监督制约。各部门官僚之间也有制衡关系，可以相互监督奏本控告的。还有史官，要随时记录历史，包括记录天子的言行与百官的作为，国家大事等等。要求史官秉笔公正客观，宁可杀头也要秉公记录，所以中国的历史观、历史学对天子和百官也是个约束。每个皇帝和大臣乃至士大夫死后还有“谥法”，对他一生做个历史的评价概括。没有人不在乎历史的评价，都想青史留名，恐惧遗臭万年。而且天子本身也受很多的礼法制度限制。太子王子们从小就要受教育，受历史文化文治武功的严格教育。从天子到百姓，大家都受道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受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的约束，包括了天理良心、因果观念的约束，讲求责任，克己复礼，所以习惯检点自己，习惯道德评价，这是一个文化上的自治，自我约束，自我修养。通过修养来争取做自己内心的主，彼此之间讲究恭敬礼让，讲求道义，崇尚以义制利，这是另外一种民主，是自治自觉的文化修养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百年来很多人用西方的观念来张冠李戴，削足适履，说中国古代完全是天子专制独裁，那是个别相对失衡的时代，不是全部如此。现在东西方都有著名的民主制度专家提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并非专制体制，而现代西式民主制度也已经呈现诸多问题。

中国古代民间有氏族宗族自治、文化自治，它用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因果观、伦理道德观、义利观，来达成每个人的自我治理、自我教育，所以社会国家的治理成本非常之低。古代中国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数量比现代少太多了，因为大家自治，文化的民主自治，经济上也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自治，不同于西方。现代西化的公务员系统就非常庞大了，治理成本很高了。像美国的警察系统全世界最庞大，维持秩序需要啊。美国的军备也是全世界第一，军费占全世界军费总额的一半。军备力量，中国不及它的二十分之一。它通过武力来维持这样一个霸道的权力，再加上政治经济金融的霸权。可是霸权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吗？不要忘了世间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无常的。中国历史上霸道的经验很多，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乃至历代变乱后的群雄逐鹿。但是一旦统一天下安定下来以后，恢复正常秩序，文化修养、伦理道德和生产生活的自治秩序就自动运行了，大家讲礼义廉耻，讲修身养性，讲信修睦，仁义礼智信，和平共处，大致是这么一个境界。那是中国式的、文化引领的民主与自治共和，与西方不同。每个人用修养来争取做自己内心的主，同时，各社会角色有各自的本分道德，彼此相处的关系是伦理道德的共和，是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的兼善同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经济自治，经济的自治给人格的独立与修身养性又提供了支持。不像现代社会，大部分人依靠打工谋生，钱变成了皇帝，人格、做学问与修养的独立性，受到很多生活压力的逼迫威胁了。当然，这是从中国古代的文化与社会形态粗略讲的。

另一方面，因为人性本身的种种弱点，当然也会异化这个文化体系与秩序，产生种种变异、扭曲、负面问题，在所难免。再好的文化、体制、制度，遇到人性痼疾的死缠烂打，也会逐渐异化乃至被破坏。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士人阶层，也不同于西方。这些士人随时修养自己，从对大道的参究，到修身养性做人做事，乃至文教政治医药等经世济民的担当。有需要时就出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起一个中坚的力量。终生不出仕，不做官的很也多。这些人是国家社会的中坚力量，创造着文化，维护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关心着守护者国家天下的正道。还有很多隐士，甚至在很多时候，成为国家的智囊，或者培养了很多栋梁人才。他们怀抱家国天下情怀，关心苍生疾苦，有独立而高洁的人格。他们自身就是了不起的榜样，影响了民间社会，影响了国家天下。当然也有很多喜欢名利地位的士人，但是他终究是活在周密的文化体系内，有文化道德的约束，有政治与礼法的约束，少不了一份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心。当然也有自以为是害了社会的，什么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且不在少数。士人的传统到今天也没有真的断绝，不过在百年沧桑的背景下，式微了，不绝如缕，而且文化底子很薄，不够用。相信将来还会恢复的。

再比如说，现在流行一个词叫“贵族精神”，有人随便拿来比较中国，讲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尔虞我诈很龌龊的，其实是因为不了解，对历史文化的无知。中国古代基于道统文化领导的文化系统，以及士人传统，是相对独立于政治系统的，几千年来相对独立于任何一个朝代。它鼓励每一个人去修身养性、讲信修睦、力行正道，讲究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这是精神贵族的修养，人人都往这个方向靠近。不论地位高低，只要做人做事不对了，人们会说这个人不上道，下道了，离开了正道，走邪门歪道或旁门左道了，他不符合正统文化的标准。天子如果不符合正统文化的要求，照样可以被批评。这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大文化系统，在这种文化教育下，社会氛围下，大部分人都是精神贵族，最差的人也有一点礼义廉耻心，那是社会氛围熏陶出来的。“贵族精神”这个词本身就有阶级观念在里面，好像那是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就是没有道德的，这是思维陷阱。现在是信息社会，似是而非的肤浅观念太多了，基本的逻辑和知识大多是混乱的，可是大家喜欢道听途说，流短蜚长，这也是人性的痼疾之一。

发挥人性的优点

前面讲了很多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人性中当然也有优点。比如：

“反省”，一切学问与修养，都离不开反省。随时随地反省，就是自我教育、自觉纠错、自我成长的源泉。

“自觉”，通过自己反省而觉醒、觉悟，从观察起心动念做起，才会有自知之明的开始。一弹指间，我们的心念已经转动成百上千次了，像无数电子一样，闪闪烁烁，起起灭灭，很多念头还没有成形就灭掉了。有一些成形了，变成明显的念头，但也是无常的。你看“思想”两个字，“思”是“心”上面一个“田”，表示无数的微细念头从心起灭，像田野里长出来的无数野草一般，而且野火烧不尽，“境”风吹又生。“想”字是“心”上一个“相”，表示明显成相的，变成大的现象，像大地上的树木山川一样，比小草明显多了。所以，“思”是非常微细的心念，“想”是粗的、成形的、明显的念头。观察念头，需要宁静，这些念头像阳光照射空气中显现的无数灰尘一样，起起灭灭，无常的，看着它们自生自灭就好，不做分辨，自然宁静下来。心不被念头牵着鼻子走，就是超越烦恼解脱自在的开始，也是自觉的开始。至于一般平常所谓的自觉，是起心动念之后的自觉理性，也需要。

“理性”，一般讲到的理性，是逻辑的思辨与道德的自觉，也很重要，它对治逻辑不通的思维陷阱与道德的暗昧，对治情绪化。

“惭愧”，惭是将要发生错误行为，尚未实施，把念头斩掉，放下。愧是已经做了错事，内心有愧，该忏悔就忏悔，该纠错就纠错，以后不要再犯。

“忏悔”，基于惭愧心，对错误的身口意行为忏悔，悔过自新，不要再犯。忏悔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随时可能动坏念头、说错话、做错事，忏悔是将内心的垃圾清除，使自己从烦恼甚至疾病中解脱的途径之一，也是改恶从善、防非止恶的办法之一。儒释道诸子百家，都有内省忏悔，改恶从善的教育。比如儒家的“功过格”，每天要检点当天动的好坏念头，做的好事坏事，督促自己改过迁善。其他宗教也都有忏悔的教育。

“无贪”，贪心是我们随时可能有的，无贪对治贪心。若能观察所贪的对象本来无常，缘起性空，贪心自然会减弱。熟练后，可以当下做到无贪。

“无瞋”，瞋心也是我们常起的，所谓“一念瞋心起，八万障门开”，瞋心一动，身心和事情的障碍困扰都来了。可以用慈悲和缘起性空无常观，对治瞋心。

“无痴”，能观察缘起性空，所觉境界无常，反照觉性自在，自然超越愚痴无明，超越我执法执，不过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随时练习，直到习惯成自然。

“不放逸”，练习管理自己，不要太放任或放纵自己，一点点练习，每天进步一点点，也不要一下子要求太高，欲速则不达，反受其乱。不能管理自己，就不会有自信心，管理学要从管理自己开始做起。管理自己的基础打牢了，益处多多。

“不害”，与“害”相反的，“害”就是伤害人或动植物，以及破坏事情的冲动或行为。不害是相反的，不去烦恼困扰伤害别人，不伤害动植物，不污染环境，不破坏大自然，不破坏正当的事情。

“正念”，一般讲的正念，是端正心念。进一步，观察一切念头的无常，乃至观察身心内外世界的一切感受境界，思维情绪，都是反映在心中的境界，变成念头，而觉照一切念头境界的“觉性”本身，不受念头境界的污染，本来无挂无碍，清净自在，本来无一物，这是根本的正念。也可以说，正念无念，无挂碍。也可以用“四念处”来练习：念身不净，对治贪恋身体与色相，对治把身体当做“我”的我执；念受是苦，对治贪恋执着感觉的习气，从感觉的逼迫中超脱出来；念心（念）无常，从念头与思维的迷惑困扰中解脱出来；念法无我，对治法执。

“正见”，普通讲是正确的见解，也很重要。进一步，是正见无见，不被一切见解所困，心本来清净自在。《楞严经》讲“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有见解的时候，那个见解不是能见的本来，不是根本觉性，而是依据觉性进而思维的产品，属于所见，不是能见。能见、能觉之性，超越一切见解、所见，不是所见、见解、思想观念所能涵盖的。

“正信”，基于正见，产生正确的信心，不是迷信，而是智信，通过智慧观察获得正见以后的信心。

“正精进”，基于正见、正念、正信的努力不懈。我们无始以来，被无明烦恼困扰得习以为常，习惯的力量很大，不是一下子转得过来的，所以需要不断地练习，不断地回归正见、正念、正信，化导身口意的行为，坚持培养新的好的习惯，替代旧的无明习惯。

其他，还有各种好的品德，比如善良，厚道，朴实，勤劳，努力，谅解心，宽容心，自尊尊他，仁爱仁慈心，道义心，仗义心，礼敬心，恭敬心，诚恳心，同理心，同情心，守戒、守法、守规则、守约定、守信用，立志，意志力，自制力，专一专注能力，定力，智慧，处理事的方法方便能力，等等。

以上这些，有些是人性中的优点，有些是通过后天的修养培养起来的优点，是对治人性弱点的良药。人性中最大的优点优势，就是本俱的觉性。我们可以练习深刻的反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与种种心理习惯，逐渐深入，就可以一步步开发自知之明。越了解自己，就会越理解谅解别人，对“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会有更深切的体会，会推己及人，具有同理心，自然步入“忠恕之道”的修养，逐渐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己所欲，施于人”，也才会深入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天下事的艰难，懂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之难，不会被肤浅的理论观念骗住，也不会再用完美主义理想主义的标准，去衡量一切、要求一切了。所以，了解人性，是一切学问的起点与基础。

人性的优点弱点很复杂，每个当下，都是很多的念头起起灭灭。我们早已习惯了被纷飞的念头牵着鼻子走。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随时被念头牵着鼻子走，非常的被动，自主程度非常的小。若是受外界各种信息的刺激与诱惑多了，更是妄想纷飞，浑浑噩噩。将来如果科技进步到能用仪器把心念与行为，连续记录下来给自己看，我们一定会很惊讶，会发现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心念和行为都是很莫名其妙的。所以，放任自流，或合法权利利益的保护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自由自在。用智慧的方法反省自觉，修身养性，解脱思维的陷阱，是每个人百分百需要的。这方面的经验与方法，最丰富的，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文化里面。

因果观念再辨析

刚才讲到缘起，成也是缘起，败也是缘起。缘起就包含因果关系在里面。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观念要再辨析。这个话被大家讲得太多了，可能误会也太多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是说有这个因缘，就有相应的结果，它是一个比方的说法，不能僵化地从字面去理解。实际上我们常常是好心未必办好事，为什么？第一，好心是不是真的好心，有没有夹带其他的欲望或者自私的动机，这要反省。第二，就算有真正的好心、正确的发心，要成就一件事，也是要靠缘起，靠其他条件配合的。如果条件不对，它的结果也会不好，甚至可能由于某些条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可能是坏的结果。但是这仍然符合因果原则，因为某些条件的改变或加入，而变化了，这就是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了。比如数学上，1+1=2，这是因果关系。可是1+1-3=-1，增加了一个因素，结果变成负数了，可是它也是因果关系啊。所以不是有善心，就一定能做好事，要靠其他很多因素配在一起。万事万物都是缘起的，缘起很复杂，参与的条件很多，善善恶恶非善非恶，很复杂，彼此作用，很不简单。这是一个很平实的因果法则，一点也不神秘，普遍存在于一切的现象之中，包括一切的科学、医学、政治、法律、建筑、衣食住行等等，都贯穿了因果关系。再比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处处都是明显的因果关系。

怎么样善加运用因果的法则呢？我们可以由果推因，就知道如何行止了。所谓“行止”，就是何时该行动，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何时该停。我们生活工作，做人做事，乃至选择人生道路，都是“行止”问题。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就要分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因缘，才可能达成这个结果。然后，能够努力做到多少，能够争取多少条件，就大概对结果有个判断和抉择了。很平实的，一点也不迷信，用不着算命，自己就知道结果的大概了。所以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为什么？众生平时稀里糊涂的，却希望有好的结果，求保佑啦，看相算命啦，如果如果不能从正确的因地上努力，或者通过努力也凑不齐必要而充分的因缘条件，怎么能有所期望的结果呢？等到结果来时，才知道害怕后悔。可是如果明白了，因果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里，随时随地存在因果关系，乃至一个念头、一句话、一个行为，会引动连串的因果链条，那就要从因地谨慎小心，注意每个因了，不要种不好的因。所以，做人做事可以倒果推因，想要什么结果，要搞清楚需要什么因和缘（条件），从因和缘上下功夫。政治也好，企业也好，人生也好，这个道理通用的。《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已”，事物有因果本末的，把事情的根本抓住，把先后顺序搞清楚，然后尽力做好该做而能做的，尽人事听天命，尽力而为以后可以随缘了，用不着宿命通。或者把“随缘”放在前面，先观察因缘条件时势是怎么样的，然后抉择行止方案，同中医看病一样，根据整体系统的因缘动态来辨症处方的。

结语

刚才提到，面对无常迅速的这个时代乃至未来，从个人修养说，我们是选择多欲、焦虑、抑郁、躁狂，还是观察万物无常、缘起性空，从而解脱自在，放得下，也拿得起来？刚才讲过了，要善加利用这个时代，不再重复了。

回归到最后，就是“一真法界、善用其心”，这是《华严经》的观念。“一真法界”，宇宙一切本身就是道，体相用具足，体上、觉性上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相用上、妙有上、应用上，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真空妙有不二”“觉所觉不二”“体用不二”，都是一真法界里面的幻化。这个理，思维清楚了，信进去，毋再疑，念念如是，如是念念，善护念，坚持到底，习以为常，自然步入转八识为四智的正道。至少，可以解脱很多烦恼困扰，进一步，可以心安理得。所谓“善用其心”，就是说我们总会起心动念的，即便入禅定了，可是总要出定的。出定以后，念头是用在思维的陷阱上、妄想执着上，来自欺欺人，陷到诸漏皆苦的境界里面，还是转入空有不二一真法界的境地，自利利他，又不受我人众生寿者相的骗？看我们的心，转换到哪个频道，转换到妄想执着里面，就承受诸漏皆苦的果；转换到一真法界、空有不二的境界里面，善用其心，就是一个自利利他解脱自在的结果。所以还是离不开因果的认知与选择。

世间其他事也一样道理，处处都是因果，离不开对因果的认知与行为的选择。南师曾说过，政治、军事、外交，往往没有善恶，但却一定有因果。可是他老人家也说过，政治、军事、外交，并非真的没有善恶，有的，但是情形非常复杂，既不是表面那样，也不是短期看得清楚的，而且善恶标准本身也有相对的问题与变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