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线讯 笔者曾和季羡老共进早餐和午餐，那还是在他住院之前。前者是我去早了，正赶上他忙，还没顾上用早点，得，客来了，那就放下手中活，一起随便吃点东西吧；后者是我去迟了，或是谈话时间拖长了，碰上开饭时间，拉你一起上桌。先生的食谱——你可别抱多大奢望，粗茶淡饭，淡到说不出什么印象，拼命回忆，仅依稀记得早餐有小米粥、花生米、腐乳，午餐有馒头、大葱、青菜，此外还有一杯茶。对了，先生特别喜欢吃花生米，在301医院，笔者曾细问过他的饮食，早餐仍保留这种一贯制的小吃。问，您这么大了，又没有装假牙，怎么嚼得动？先生笑笑，说，没问题。

也曾请先生出外吃饭，专门选择了一家上海饭店。先生以他惯有的诙谐，说:“今天既然出来，打定主意就是要让你多破费几文，可是胃不帮忙，我的胃是农民的，只对青菜萝卜豆腐感兴趣。”结果，点的只是一碗面条，外加几碟家常小菜。

先生自1946年留学回国，端上北大的饭碗，就与贫困绝缘。不仅脱贫，而且致富。前几年，杨澜在凤凰卫视对季先生作过一次访谈，其间问到:“你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国内，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呢？”先生回答:“钱多。”他接着解释:“当时副教授月收入50元，正教授80元，而一石谷才2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所以我选择了回国。”这说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事。那么，五十年代呢？据先生自述，五十年代初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每月100元，总共445元。这收入是相当高的了。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1.5元至2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元一只。

先生的富裕程度，可以从他的业余爱好得到旁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开始收藏字画，自定标准:“齐白石以下的不收。”务必记住这个标准，先生要就不玩，一玩就动真格的。齐白石以下，是今人，今人他不入眼，他要的是清代明代元代宋代而上，是古籍，是文物。玩的就是心跳，仗的是什么？是钞票！

不管先生有多少钱，小时候的烙印，总也磨洗不掉。他在官庄是一个穷娃；在济南，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少年；四年清华，贫穷依然和他如影随形。先生曾告诉笔者，一日三餐，他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去食堂，那时，好菜都被人吃光了，他就买点剩下的孬菜，一个人飞快吃罢了事。查《清华园日记》，季羡林收到了稿费，自我犒劳，通常只是上街买点烤红薯、板栗、荸荠，偶尔奢侈一下，请别人，至多烤鸭一只；而朋友请他(当然是穷朋友)，情形有时更惨，譬如，他在1933年11月13日的日记说:“过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被人拖走了，拖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接着又是上体育。蛮以为晚上可以把过午的损失补回来，于是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又被人拖走，是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仍灌了一肚子豆浆。”

穷小子当上大学教授，乌鸦脱胎变成凤凰，骨子里，还是一股逼人的寒酸气。和季羡林交往，你绝对看不出半点富贵相。据他的儿子季承说:“爸爸容不得丝毫浪费，房间里亮着电灯，只要没人看书，他就把它关掉，在自来水前洗东西，时间一长，他就要呵斥，所以后来我和姐姐帮他洗衣服、被褥，干脆拿回自己的住处，洗好了下次再带来。”

另一方面却又异常大方: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者，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求到他，必然出手帮助。这种菩萨心肠，令人油然想起他的专业:佛教研究。先生偏又不信佛，他这么做，是缘于对贫穷的感受，对他人的关爱。李玉洁老师说:“以前在朗润园，这样助人为乐的例子多了，先生有一点，赞助了还不让说，他说这是出于真诚，真诚就不要宣扬，不要报答。”

史学家、剧作家兼报界元老唐振常先生精于美食，著有多种饮食小品，友人谭其骧先生曾分析其独特优势:“从小有吃——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会吃——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食家；懂吃——毕业于燕京大学，有中西学根底；有机会吃——当记者游踪广，见的市面大，吃的机会多。”唐先生闻言大笑，深以为然。与唐先生相比，季先生落败在第一项，这是最为关键的，尽管他后三项毫不逊色，然而，财富、地位能改变他的命运，却改变不了他的底色，由幼及老，他始终是一个“土包子”。(信息来源：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