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社会文化【一】　　

　　晋商与戏曲　　　　山西地方戏曲很繁荣，戏种也很多，如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太谷秧歌、眉户、碗碗腔等。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戏剧研究学者指出：“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中华戏曲》第三辑)。梆子戏与山西商人的兴盛紧密相联，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事出有因，其中有着内在的联系。山、陕、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是历史上北杂剧的发祥地。元末明初，北杂剧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专利品，逐渐脱离了时代，脱离了人民群众。昆山腔兴起以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喜好又转向昆腔，就在北杂剧衰落，昆腔盛行的时候，山陕豫交界地民间艺人将这一带民歌小曲演唱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因它与北杂剧、昆曲相比显得粗俗，所以在晋南一带称它为“土戏”。因它在演唱时用梆子打击伴奏，故又称梆子腔。又因演唱艺人多来自山陕，所以又称“西曲”。　　　　清人朱维鱼《河汾旅话》称“村社演戏曰梆子，词极鄙俚，事多诬捏，盛行于山陕，俗传东坡所唱，亦称秦腔”(《中华戏曲》第三辑)。明代山西南部多富商，尤“蒲(州)多家贾”，在祭祀、庆典、节日中都要有戏曲酬神和娱人，而有财力的商人是这一活动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于是在秦腔的基础上又衍变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蒲州梆子。清代乾隆时，山西的梆子尚无剧种之分。嘉庆时，渐有南北戏之分。道光时晋中商人势力崛起，山西中路梆子在蒲州梆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还有些艺人在梆子戏中引进晋中地方的秧歌，并改进了伴奏。早期的中路梆子演员多蒲籍，即使不是蒲州籍，演戏时也要说蒲白，其缘故就是因为中路梆子最初来源于蒲州梆子。后采逐渐根据当地人民的喜好，并吸收当地各种艺术之长，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发展为自成一派的中路梆子剧种，而这一剧种的产生与发展与晋中富商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商人在祭祀、庆典中都要请中路梆子演出，从而为这一剧种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舞台。如每年五月十五日前后，商贾们总要举办社戏，表示开市大吉。榆次车辋村富商常氏，光绪时一次科举考试中，有兄弟二人同时中举，“翌日，代觞贺喜，奎星神前两班戏，其宗祠前一台，不惜银钱”(《退想斋日记》)。太谷县任村多富商，经常清戏班演出，该村富商贾氏在其宗庙“至城宫”每年至少演九台祭祀戏，以致乡间有“要看好戏到任村，任村有个至诚官”之说。　　　　商路即戏路。明清晋商“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他们因远离家乡，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所驻商埠所在地演出。在山西商人聚集的商业重镇大多有山西会馆，而会馆内多筑有戏台，于是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如汉口的山陕会馆内有戏台四座，分别设在正殿、财神殿、七圣殿和文昌殿。据《汉口山陕会馆志》载，正殿戏台对联有：　　　　陈迹兴怀古今人岂云不相及　　　　群情毕寄天下事当作如是观　　　　唱一曲白雪阳春大江东去　　　　看满眼流丹叠翠爽气西来　　　　财神殿戏台对联云：　　　　余音绕江城问玉奋谁吹折杨柳数声落梅花一曲　　　　游踪临汉水且金樽共把集汾榆雅社话桑梓闲情　　　　七圣殿戏台对联云：　　　　且从忙里偷闲看尽古今来情状　　　　莫道局中是戏点破千百世机关　　　　文昌殿戏台对联：　　　　闻所闻而来聆遗响干秋高山流水　　　　见所见而在醒繁华一梦御苑宫花　　　　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筑有一座高30米，东西宽18米，分上下三层的悬鉴楼，又称戏楼，楼后面北是戏台，由四根大方柱把巨大的三层戏楼凌空擎起。戏台正中挂有“既和且平”的金字牌匾，石柱上用行书镌刻两副对联：　　　　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　　　　还将旧事重新演　　　　聊借排优作古人　　　　飞檐下金龙缠绕的《悬鉴楼》巨匾，据说是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傅山手笔。戏台对面有可容纳万人的大院，院内东西厢房相向，分上下二层，为昔日看戏的包厢。当年秦腔蒲剧班社在戏台演出，院内可容万人观看。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的梆子戏亦极一时之盛，而以义顺和、宝胜和两班最为著名”(《旧剧丛谈》)。义顺和、宝顺和的主要演员多为山西名伶，如三盏灯、水上漂、盖天红等。在北京甚至有“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之说。大津是清末民初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山西南人多在天津设号，山两梆子班社及名伶来京必到津演出。上海为了迎合在沪山西商人观看家乡戏的需要，在宝善街“丹桂茶园”经常有梆子戏演出，以供山西客商娱乐消遣。群仙茶园、大观园等戏院已经常上演梆子戏，以满足晋商之需。山两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参娃、自来红等，曾多次应邀到上海演出。张家口是内地与蒙俄通商枢纽，这里山西商人尤多，所以山西梆子在张家口尤受欢迎。随着山西商人深入到多伦诺尔、归化、库伦等地经商，山西梆子也很快风靡上述各地、四川、云贵也有不少山西商人，云贵的梆子戏，很可能与山西商人把山西梆子引进该地有关。甘]肃、宁夏、青海的山西商人也不少，所以这些地方也流行梆子戏。有人说：凡是有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就有梆子戏的演出，此话反映了梆子戏的发展与晋商的密切关系。另外，各戏班为了满足山西商人的需要，多演出与商人有关的剧目。如《七件衣》、《八件衣》、《珍珠衫》、《管鲍分金》《纨绔镜》等。这些剧目反映了商人生活的不幸，揭露了封建官吏对商人的迫害欺压，能在商人中引起共鸣，颇受商人欢迎。　　　　山西商人除邀请戏班演出外，他们还出资举办梆子戏班。咸丰年间，祁县富商渠氏办起了“三庆戏班”。咸丰十年(1860)前后，榆次聂店富商王越办有“四喜戏班”。民谣有“四喜班有好戏，秃红秃丑盖山西，人参娃娃一杆旗，饿了吃的打卤面，渴了喝的一条鱼”，秃红、秃丑、人参娃娃、一杆旗、一条鱼都是艺人艺名，“三合班”约与四喜班同时，由榆次王湖村富商在该村的三台店组成。该班培养出的名演员有二八黑(净角)。咸丰年间，徐沟县粮商李玉和，以斗商名义承组戏班“舞霓园”，以重价吸收南北名角与弦鼓师。又请协丰号在苏州织造唱戏服装行头，每年易新，名噪晋中地区凡二十年。晋东南壶关以贩铁起家的富商王氏，传到第四代王大旦时，一次与上党“三元班”戏班东家看戏，二人一同在戏房休息时，由于戏班班头和艺人冷落了王大旦，王大旦一时气恼不过，便决心自己出面组建一个压倒所有上党戏班的戏班。他为戏班投资白银十万两，从北京请来落魄翰林编写历史剧《杨家将》等，南下苏杭购置了大量戏装乐器，在晋城、高平一带买回十多名聪明伶俐、口齿清晰的小青年，重金挖聘其他戏班的好把式，教养训练三年，除可演出各戏班通行剧目外，又排练了十多种新剧目，定名为“十万班”。从此“十万班”成为上党地区剧种最全、演员阵容最强、戏装道具最多的戏班。　　　　当时在上党地区有这样的说法：如无十万班唱戏，再大的喜事也不能算办得最火红热闹。可见十万班声誉之大。十万班最兴旺时，有特制大戏箱24驮(48箱，当时一般戏班只有3到5驮，即6到8箱)，演员一百多人。因演职人员多，王大旦又将戏班分为三组，各自独立演出。王大旦的戏班演出的剧目有《歧山脚》、《黄河阵》、《千秋剑》、《燕王反朝》、《杨家将》等，特别是宋代杨家戏，有数十本，宣传了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该戏班有一对联：“谁谓戏无益，辨朝野贤慧，开人知识;果然勤有功，演历代兴亡，长我精神。”这一对联可以说是对该戏班演出剧目的恰当评价。上党梆子中曲牌有“上党二黄”，也有的人认为原来王大旦在京城有店铺，他常去京城，难免对二黄产生兴趣，而移植于十万班，从此在上党梆子中流传下来。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过60大寿，王大旦曾带领他的十万班赴京为太后贺寿演出，受到了慈禧大后的赞扬，并将十万班改名为“乐意班”。十万班由此名震京华，并易名为乐意班。在晋中一带，同治时又有祁县富商渠源淦(金财主)组织“聚梨园”，一时称盛。光绪元年(1875)，榆次富商崔玉峰办起“二保和娃娃班”，培养出艺名核桃红、玻璃翠、夜壶五、二蛮旦等名角。光绪六年(1880)太谷富商孙氏贷银2000两给戏迷杨成斋，由杨出面办起“锦霓园”，有民谣称：“杨成斋好曰能，爱戏办起了锦霓园”。时有“尹财主的胡琴，甲成的板，田桂儿的乱弹唱不完’之说，上述三人都是艺人。光绪十年(1884)前后，又有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办起了“小梨园”，培养出一盏灯(旦)、七百红(须)、金香翠(青衣)等名角，尤三儿生(孟珍卿)，唱腔高昂，表演豪放，被称为山西梆子“小生泰斗”。　　　　“太平班”约与“小梨园”同期，由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培养出拉面红、说书红等名角。“小祝丰园”由平遥县富商尹二少创办，“小自成班”由徐沟县富商陈玉创办。在张家口一带的山西富商也办戏班，如德和栈掌柜祁县人王肃歧资助名伶狼山红、狼山黑办起了“狼山戏班”。还有一些富商，由爱戏到成为票友，并粉墨登场一过戏瘾。清末张家口的四大票友，皆为晋商。如吴志远，忻州人裕园永伙计，生旦净末丑，样样能演。杨柱，太谷人，大德庄伙计，文武场都行。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大盛魁商号库伦分号掌柜罗弼臣物色了20多位票友成立自乐班，一切开支由大盛魁供给，逢初一、十五在会馆演出。祁县富商韩子谦，排行五，人称韩五少。　　　　父经商于扬州，母王氏为江南昆曲名伶。30年代，他家在祁县城开设的商号，迫切需要他出面管理。但他祝钱财为粪土，视宦海为苦海，终日与晋剧、木偶、秧歌艺人往来。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请晋剧艺术名流前来聚会，互相切磋技艺。著名鼓师狗蛮师傅，到临死还由他供养，死后又由他出资埋葬。在韩的支持下，曾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除梆子戏外，晋商对地方小戏的发展也给予了支持。如太谷秧歌就是如此。秧歌名称原出南省，为种稻插秧之歌，北方农村伴随农事活动传唱民歌小调，受南省影响，也称秧歌。清代道光以后，太谷县商业遍布全国，贸易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安徽凤阳花鼓、湖南采茶调等先后传入，使秧歌向戏曲化发展，逐渐形成地方小戏种。逢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以秧歌形式开展迎喜神活动。光绪时，秧歌剧曲内容与生活进一步贴近，颇受群众喜爱。太谷秧歌有不少反映商人生活的剧目，如张公子回家、当板箱、打胎、张三算帐、卖元宵、卖绒花、卖胭脂、游神头等。太谷秧歌用方言唱，唱词、道白诙谐风趣。出身富商的董世俊，太谷城内人，不顾家庭阻拦，爱上秧歌戏，他生、旦、丑、末都能表演，艺名儿旦。　　　　由上可见，山西梆子、地方小戏曲等由于山西商人娱乐的需要和在经济上的支持得以较快发展。　　　　晋商与社会文化【二】　　　　晋商与晋剧　　　　山西人素以“多财善贾”而著称于世，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名商巨贾称雄海内。他们凭借雄厚的资财，修建深宅大院，自创或资助戏班剧社。现存的平遥古城、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可见其往昔商铺宅邸的豪华气派，然而由他们创立的众多戏班，捧“红”的一个个名角，都已成为历史烟云，鲜为人知了。　　　　晋剧俗称中路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它植根于以古并州(今太原市)为中心的晋中地区，兼收了其它剧种的优良技艺，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近二百年来，这枝独特的戏剧艺术之花，以其激越豪迈的艺术魅力，不仅受到三晋乡亲父老的喜爱，还流传到冀、秦、蒙、豫、甘、川等省区的广大乡村以及北京、天津、张家口、包头等大中城市。而晋剧的创建、繁盛和流传都与晋商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据《太原地区中路梆子的历史概貌》有关资料记载，自清中叶至民国初年间，活跃在太原、晋中一带的戏班和票社承办者大多为巨商、财主、店主等，其资金来源大部分靠这些商贾资助。　　　　在众多的晋商中最具典型代表的便是韩子谦其人。他出生于祁县富商家庭，行五，人称韩五少。父经商于扬州，母王氏为江南昆曲名伶。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构成了他与戏剧的特殊关系，也成全了他的事业。韩子谦于一九二五年同时考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四年后同时获取两校毕业文凭返晋，专心致力于晋剧艺术的研究和改革。三十年代，他家在祁县城开设福聚煤油公司，又生产经营碱面和电光皂等新型产品，迫切需要他这个文化人来经营这样大的产业。但他本人却视钱财如粪土，视宦海为苦海，置“西洋败子”的骂名于不顾，一心一意与“戏子”为伍，志在晋剧艺术的挖掘、整理和改革。为此，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请晋剧艺术名流前来聚会，互相切磋技艺。　　　　韩子谦是近代戏曲的改革家，他将自己在北大艺术学院学习的戏剧理论用于地方戏曲的研究和改革。当时正值祁县票房的鼎盛时期，文化造诣颇高的票友有何荫芬、许维藩、王剑锋以及大财主何芳圃、渠顺斋、郭少贤、徐阳柱等百余人，行当齐全，技压群芳。在韩子谦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戏曲研究社，从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到表演艺术，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自然，晋剧的广布流传更是得益于山西商人的外出经商。称雄商界数百年的晋商为晋剧艺术的发展、繁荣和传播所作出的贡献，足以给今天企业与文艺团体的合作、联姻提供有益借鉴。　　　　晋商与社会文化【三】　　　　晋商与武术　　　　武术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和攻防双重功能。由于晋商外出经商常在数千里外，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险阻，甚至盗贼的袭击，因此晋南历来重视武术，并有不少人自己练就武术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甚至参加军事斗争抗击入侵海盗。如前述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山陕盐商为抗击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 500名商兵防守扬州。隆庆元年(1567)，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骁勇者曾“协力御之”。清初，在苏州的山陕客商有善射者二三十八。明代泽州人工珂，“服贾远出，一日抵大江，夜，邻被劫，珂奋身往救，盗惊散”。清代忻州人卢英锐，贾于阿克苏，道光六年(1828)张格尔叛乱，喀城破，卢氏自绘地图，进谒军门，陈进取形势，旬日间清军以次攻克回城，卢氏以功赏蓝翎五品衔，补固原提标后营外委将，当上了武官。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心意拳和形意拳的发祥和发展，都与山西票号的老窠祁县、太谷县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得到了晋商的鼓励与支持。心意拳属少林支派，创始者是明末清初的山西永济人姬际可。姬氏初创心意拳有反清复明的意向。后传艺曹继武，曹又传艺于山西祁县人戴龙邦。雍正五年(1627)，清政府下令禁武，戴氏返回故里。戴氏在家乡潜心研究心意拳，但绝不外传，对内只授子侄及内亲。嘉庆七年(1801)，戴龙邦临终前再次叮嘱其子戴文雄(二闾)：心意拳绝对不能外传。二闾武艺得其父真传，是嘉庆、道光时期最为著名的心意拳大师，并以保镖闻名遐迩，声震武林。道光十六年(1836)，直隶深州(河北深县)人李老农因久闻戴二闾大名，便变卖部分家产，到祁县寻找戴氏学武，但遭戴氏拒绝。李氏却心诚意坚，以租地种菜为生，每日为戴家送菜，三年来风雨无阻，不取分文。二闾感其心诚，为其所动，遵母命于道光十九年(1839)正式收李为徒，传授心意拳。李老农学武出师后，又随师从事保镖业五年，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接受太谷县城富商孟孛如之聘，到孟宅担任护院。咸丰六年(1856)李氏征得师父戴二闾同意，收太谷车二(车毅斋)为徒。同治二年(1863)李老农(起名飞羽)加入太谷镖行，因忙于镖务，将弟子车二拜托师傅戴二闾栽培。　　　　车二得戴氏真传后，经常与师傅李老农、师弟贺运亨、李广亨、弟子李复祯等一起切磋武艺，并对心意拳术有所改革创新，自成一路拳术，便以形字代替心字，从此有了形意拳。此拳套路严谨，拳法多变，风格独特。太谷城内，习此拳者日渐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拳派。光绪十四年(1888)，日本武林高手板山太郎在天津设擂。板山气焰十分嚣张，国人皆盼我武林中人教训此人一通。车二为了国家武林荣誉亲赴天津，以形意剑术大败板山太郎。车二名声大震，清政府授予车二“花翎五品军功”，以示嘉奖。　　　　晚清，李老农的五位弟子车二等在太谷县传授形意拳，民间有“五星聚太谷”之称。此五人武艺高强，太谷成为形意名流荟萃地，故大谷有形意拳发祥地之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老农弟子李广亨在太谷“中兴正”商号任护卫，并作《心意精义》一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外省武人李存义奉师命赴晋向车二学武。光绪二十六年(1900)李存义参加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失败后，李存义返回大谷避难，车二命弟子李复祯保护李存义安全，并推荐存义到太谷富商孟氏家中担任护庄。宣统三年(1911)，李存义在天津创办中华武术会。1918年，又有受过车二指点的形意拳手韩慕侠在北京击败俄国大力士康泰尔，为中华民族争得荣誉，形意拳名声震动中外武林。　　　　祁县心意拳、太谷形意拳的发展，一直受到当地富商的鼓励与支持。心意拳或形意拳武林高手大多被祁县、太谷等地富商聘任为护院拳师。如山西太谷北光村富商曹氏的三多堂有护院家丁 500余人。在三多堂按照东南两局，各设护院拳师一人，又在南山青龙寨设守寨拳师一人。　　　　一些形意拳高手如李老农、申天宝、冯克智、胡铎、李发黝、武鸣国、吴本忠、车毅斋、贺运亨等，多在曹氏三多堂担任过护院拳师。这些拳师在富商家中多能受到礼遇和优厚的待遇。拳师的另一职业是当镖局镖师。镖局在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开设较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称：“考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镖局不论何时开设，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　　　　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二、祁县戴二闾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据说，车二的徒弟李复祯，出师后经常保镖于京津及辽宁一带。光绪三十年(1904)，李复祯带领弟子为太谷县王庄富商保镖，从北京至行唐、灵寿，路经十八盘时，曾与强人黑老鸦交手。此绰号黑老鸦者，以全身着黑衣、轻功高而得名。黑老鸦经常在灵寿一带抢劫商民，滥杀无辜。黑老鸦在十八盘埋伏，见李复祯镖车过来，便上前动武。黑老鸦手持双刀逼李，李持枪相迎，二人交手几个回合，黑老鸦一刀冲李直砍，李猛一个长枪短用，将刀打飞，翻枪一挑，将黑老鸦挑出一丈多远，跌在地上，血流如注。众歹徒见状，呼啸四散，从此灵寿至十八盘商旅一路平安无事。还有一件商人请拳师保护财物的故事。　　　　晚清时，山西祁县史氏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氏开办的复盛公商号，都是塞外著名的大商号，但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抢掠，造成很大损失。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踢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又充当官吏的保镖。他的公开身份是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草原。史、乔等商家深受其勒索、敲诈之害，曾多次雇请名镖师惩治其人，岂料那些被雇来的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遁迹潜踪，再不敢在草原露面，流矢儿在草原越发嚣张。　　　　如前所述，祁县是戴氏心意拳发祥地，虽说此时始祖戴龙邦，名师戴二闾已过世，但戴氏传人戴奎仍是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若是请他出山，制服流矢儿当不成问题。但戴奎为人性寡孤傲，商人们对能否请得动他，却没有把握。后来便派一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戴宅。二旦见到戴奎后便将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秉告，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时，二旦又把厚礼送上，请他出山相助。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二旦无奈，只好垂头丧气重返包头。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此地匪患也最厉害。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留下千网买路银，否则暴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然见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倒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的大弟子飞骆驼。戴奎一听是“流矢儿”的人，怒起心头，一挟一跃先将二旦放在临近屋顶，随后飘然落地，对众匪大打出手，转眼就撂倒七八人。飞骆驼见状便亲自上阵，照戴奎致命处就是一拳，戴奎轻轻闪过，未等敌手回转，已插进敌裆，大喝一声，将飞骆驼打翻在地。　　　　众匪见状，纷纷逃窜。戴奎也不追赶，轻轻一跃，上房将二旦接下地面，对瘫在地上的飞骆驼说了句：“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到包头找我”。便与二旦扬长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儿战书传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从包头赶到归化时，流矢儿早已带来数百名弟子及各厅、旗官场要员助阵，誓与戴奎决一雌雄。流矢儿身高体壮，形如罗汉。他见戴奎骨瘦如柴，气焰更盛，遂顺手将杨外一个 300斤重的圆椎石磙举起，扔到戴奎脚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脚一踩，将石磙就地转了两圈，猛一抬脚，已将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个“蜇龙登天”，已将石磙送出一丈开外，物落原地。流矢儿所带之人见状大吃一惊，流矢儿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动手。戴奎连破对方致命攻击，而流矢儿更加疯枉。于是戴奎拿出戴家绝招，趁流矢儿猛扑之际，顺势发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敌人左臂，呼地一下点住了对万腋下“夹窝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儿一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只见他脑袋耷拉，涎水流出，二目发怔，面无人色。　　　　流矢儿对众徒弟艰难地说了声：“扶我回去”。流矢儿回到家，没出七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了祁县。　　　　由上可见，武术与拳师对于晋商的活动，有着保护安全的作用，而晋商对武术与拳师的鼓励、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武术活动的作用。　　　　晋商与社会文化【四】　　　　晋商与科技　　　　数学、珠算、会计等计算科技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明清山西商人很重视对数学、珠算、会计等计算科技的研究与实际应用。明代蒲州大商人张四教，16岁服贾远游。　　　　其兄张四维称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弟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利原委，分布、调布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条麓堂集》卷28)。明代山西汾州商人王文素，早年随父到河北饶阳经商，自幼涉猎书史诸子百家，又由于经商的需要，他很小就练打算盘，尤长于算法。他收集了宋代杨辉、明代杜文高、夏源泽诸家的算书，精心钻研。到正德八年(1513)撰成《新集通证古今界学宝鉴》十册三十卷。当时河北武清也有位喜欢数学的杜瑾(字良玉)。　　　　王、杜二人会于清河旅店，各陈所长，切磋算法。独文素超出人表，杜瑾喜曰：“诚吾辈之弗如也，所谓数算中之纯粹而精者乎!”王文素又将平日所改正算学书十帙请杜瑾审阅。杜读后，深加赞叹，认为宋代杨辉及当朝金陵杜文高、江宁夏源泽、金台金来朋等名家算法固然不错，但藏头露尾，俱以逢巧之法而证之，不够灵活通变，以致后人学之甚难。惟文素以通玄活变之术，断成讲义，使人易学易懂。王文素在是书的《前言》中也指出：算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他认为，对于算家，切不可以“六艺之末而忽之”。于是，“留心算学，手不释卷，三十余年”。嘉靖三年，(1524)。年已六十的王文素倾其毕生精力编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共42卷203条，117诀，1267问，分订十二册。这是一部优秀的应用数学之作，内容之丰富，科学性之强，胜过明代钱塘吴敬《九章算比类大全》、安徽休宁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王文素所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具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包罗面广，实用价值高。是书不仅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算学成就，并有所创新，如将“身前因”改进为“身前乘”，发展了“归总还零”除法，创造了“众九相乘”、“实位相同”等新法，对传统的开方法有所改进，并在立体图形的插图画法上，率先采用了现代轴图法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此外，书中还可看到当时的税收征管法等内容，介绍了简捷速成计算法。所以王氏所著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应用数学之作。　　　　二是深入浅出，通俗易学。全书中有释义、解题，并有绘图及算学口诀。王是校正了过去算学著作中的一些错误之处。四是珠算内容丰富，其法新颖，在明代诸多珠算书中处于高水平。关于会计核算，如前章所述，明末清初晋商实行的“龙门帐”，就是一套既简单又明确的商业会计法。其价值与意义对我国会计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龙门帐”的“会龙门”至今仍然是科学的会计原理之一。有的会计学家甚至认为“龙门帐”是我国会计的开端。具体说，“龙门帐”对我国会计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促使记帐方法向复式记帐发展。由于“龙门帐”需要对进、缴、存、该进行全面、连续的核算，过去单式记帐法难于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促使记帐方法朝复式记帐发展。清末民初出现的“三脚帐”，便是在“龙门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又在“龙门帐”的基础上发展成“四脚帐”，更具备了复式记帐的某些条件。二是发展了记帐原理，为现代商业会计奠定基础。　　　　“龙门帐”能够根据商业经济活动的特点，把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比较科学地划为四大类，并阐明了进、缴、存、该相互间的依存关系，提出了“合龙门”的科学原理，是对会计学的重大贡献。三是初步确定了会计的基本职能。“龙门帐”通过进、缴、存、该四大类的记帐、复帐、报帐等几个环节对商业经营过程进行控制和观念总结，为经营管理提供信息，作为业主对今后工作决策的依据。基本上起到了能反映经营情况、监督经营行为和促进经营发展的作用，初步确定了会计基本职能。　　　　晋商与社会文化【五】　　　　晋商与茶文化　　　　晋商在清代的商业活动中，很有特色地进行过茶树培植、茶叶加工及运销等工作，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人衷千说：“清初茶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茶事杂咏》)。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茶叶加工。也就是说，有一些茶叶作坊是置于晋商的监督之下。但是，咸丰三年(1853)以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晋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茶叶贸易受到影响。后来，晋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曾发现湖北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具有栽植茶树的自然条件。便指导当地人栽植茶树和制造红绿茶之法，使这一带逐渐成为晋商新的茶叶产地。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住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道红绿茶之法”(戴啸州《湖北羊楼之茶叶》)。在咸丰、同治时期，蒲圻、崇阳等地人在晋商的指导下，已能够制作上好的绿茶。山西商人还将红茶加工技术传播到鄂东南乃至鄂北、蒲、崇等县。咸、同时期的茶叶，大多是散装，晋商收购后，还要进行较大工程的包装。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最初的砖茶压制法比较简单，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加工，生产规模也较小。其方法是：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这种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作60筐茶叶，合90担。操作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　　　　不过它将茶叶的制作由散装转变为有形状的砖条，标志着一种新产品的开始。后来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收到了省力、省工、产品光洁整齐、节省原料的效果。不过仍属于手工作业范畴。晋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对武昌府属各县的制茶业，往往是按照晋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然后由晋商统一收购。砖条虽为茶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也就是说，茶农是代晋商生产，井且由晋商预先付一笔加工订金，晋商具有包销商的性质。到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叶加工厂，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据海外资料称：“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条”(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以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取得特权，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茶厂。同治四年(1865)后，英国商人又在台湾和福建开办茶厂。洋人利用机器生产茶叶，对晋商的茶叶生产造成了威胁。在湖北的晋商为了与洋商进行商业竞争，也开始对茶叶工厂进行改造。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作砖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从英国购进烘干机设备，炼制出了色味俱佳的茶叶。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主要是以出售为目的。运销地区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和俄、英等国。恰克图从雍正年间辟为国际商埠后，到道光时已有茶庄一百家左右，皆为晋商经营，其中著名的晋商商号有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等。乾隆以来中俄茶叶贸易日盛。据统计，嘉庆五年(1800)，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达279900俄磅，合 250多万斤，道光以后，贸易数额又大增。从道光十七年到十九年(1837——1839，每年销往俄国的茶叶平均为8071880俄磅，合700多万斤，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威丰初年中俄茶叶贸易额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每年销给俄国的茶叶达15万箱，有 900多万斤。这时，晋商对俄贸易尚保持着很大优势，具有贸易的主动权。可惜好景不常，由于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天津通商权、低税率与内地采购土货以及加工制作等特权，使俄商运茶成本大大降低，山西茶商利权被夺，生机顿减。尽管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衰退的过程中，曾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也取得过较好效果，但终究因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清政府的腐朽，未能持续发展。到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单方面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使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清终。　　　　尽管晋商的茶叶贸易，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但他们对于中国茶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湘鄂地方首先培植与加工制造红茶，供应华北、西北人民饮用，并使红茶饮誉俄国，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了海外。俄人记述道：中国红茶的贸易，使“涅而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条(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而且“所有亚洲西部的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对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喝的红茶并积极组织出口外销，使俄国与西亚、东欧国家人民之嗜茶风气与日俱增，“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亚与东欧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或饮食结构，使东方文化进一步‘西渐’”(李三谋《近代晋商与茶文化》《史志研究》1996年第一期)。可以说，历史上的晋商不仅对中国茶叶的生产、运销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