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9月20日,首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圆瑛法师圆寂纪念日。
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1929年与太虚大师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圆瑛法师,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1878年生于福建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农家。6岁时父母双亡,自幼聪颖,诗文过目成诵,乡人目为“神童”。18岁时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
翌年,决意皈依佛门,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后转至雪峰寺为僧。1899年,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治开法师探研禅学。五年后,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1909年,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从此,他辗转各名山大刹,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内外。1934年,圆瑛法师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 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法师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5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不久,圆瑛食道癌恶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居士,再次寄语殷殷:“……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20日圆寂。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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