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陆佛教访问团”的一员，有幸参加同台湾佛教界探讨关于“佛教教育”的话题。应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尤其是聆听了各位法师、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高论，不免有些激动。细想起来，佛教兴亡，小僧有责。于是提起笔来也想说上两句，这也是一次机会。至于能否引起共鸣，则是另外一回事。

　　纵观佛教界办佛学院，可谓争先恐后，遍地开花。而真正有成就的，却是寥寥无几。发心的不同，导致结果的不同，一般人都不会怀疑。对于各人而言，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对佛教的影响就在所难免。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佛教办佛学院，操作者应时时警省自己的责任与压力。佛教命运的走向，一方众生的依止，往往是不经意的运作所导致。其结果，远远不是最初的风光无限，个人利益的得失，以及应付了事之时，所能够想象得到的。殊不知，“大众慧命，在汝一人；汝要不行，罪在汝身”。如果不能为大众的法身慧命着想，就更谈不上：“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佛教教育，需要负责任的佛教教育。要知道，佛教最初虽然有教育，但却不是以佛学院的形式存在的；那么，怎么样才能与佛法相应，就显得尤其重要。否则，就没有了意义。这是一个不能不深思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佛教的现实，是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那种就盲目的信仰、崇拜、与陶醉，不是真正佛教的表现形式。而一切的法安法位，统理大众的工作，都应该是要出家人的定位。那么，佛教教育的基础，首先是就出家人僧格的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尤其是在这个缺少高僧大德的时代，对于出家人僧格的培养，更加显得重要。

　　自佛教传入中国，直到民国年间，一千多年的历史，佛教的教育，一直都是在寺院中完成的；而且，基本上是在师徒之间进行的。应该说，单纯的师徒之间的特殊关系，单纯的佛法知识的传授，自然会有相应的默契，那么出家人接受的教育，对于僧格的培养，正知见的建立，都比较成功。

　　民国以来，中国有了佛学院的教育。于是乎，佛学院的教育替代了师父的教育。而佛学院的教育能否如师父的教育，实在又很难说；加之，在这所谓人类进步的时代，过多的人文思想的提倡，人们必然会心随境转。谁能说，佛学院的教育不会受到影响，受到挑战。且不说人情味对人的束缚，因为这里面尚有方便的问题。单就世间五欲的诱惑也足以让人神不守舍。而佛学院里面的学僧，是一批刚刚出家，不具有多少免疫力，又没有办法不面对这种现实。那么，如果不能加以良好的管理和传导，是否还会有定力维系和保任自己的信心。

　　另外，师徒间的传法，单纯而真实，没有外界的干扰与束缚，因此而简洁明了，更适宜于一个人的僧格培养。而学院的体制的出现好象一个国家的生存，来自于自身的习气，和作为团体存在时的所必备的形象，还有对社会的融合程度。这足以使原本的教育，变得更加复杂和繁琐。

　　以上的考量，并不是不接受一个存在的现实，也不是否定佛学院的存在价值。只是就如何能使这种现实和价值得到认同和发挥，并有利于出家人僧格的培养，应做更好的筹谋。比如说，佛学院领导在承担责任与压力的前题下，对于出家人僧格的培养，要注重于法师和学僧的定位。不管怎么说，这是重要的定位。

　　法师的定位：法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丰富，同时，也应该是修行，至少是修养的表率。否则，就成了“己所不欲，也要施人”。那么，此种情形下的负面影响，是无法避免的。相信学僧们的眼睛，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所以，选择好的法师，是一定要考虑的事情。

　　学僧的定位：学僧是有志于解脱而求学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志向，实在没有必要留在寺院里面。红尘滚滚，任尔驰骋，何必在出家的队伍里，有所企图呢？所以选择学僧的时候，没有必要让这种人存在。所以，必须要有淘汰的制度。

　　无论怎样好的定位，都需要领导者重视之下的规范，并使这种规范能够得以切实的实施。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

　　现实的社会，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资讯，充斥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作为佛教教育，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却不能偏离了学佛的方向。也许有人会说：“菩萨向五明中学”。这话实在也没有错；只是，我们好象并不是菩萨的境界。如果说，真的是菩萨的话，也实在不应该有这样的说法。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但也不是说，不可以学其他知识；只是怎样发心，就显得非常重要。

　　知识作为工具，在学佛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教给了我们走路的方向，并能缩小到这个方向的距离。但如果停留在原地，知识就变成了一种说教。就“三般若”而言，知识只是“文字般若”，目的是要认识“实相般若”，而用功修行以同“实相般若”相应，谓之“观照般若”。可见，知识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就佛教而言，如果不能为修行服务，只能是知识而已。可以凭之而得世间的名利。当然，要说不可同日而语，实在是因发心的不同而有区别。要知道，佛教徒“为学日增”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为道日损”。因此说，我们不能舍本而逐末。所要学的知识，即使是为他，也应该是在利他中，完成的还是自利。就像佛教的“学术化”倾向，不能不接受，却又不能走极端。一旦走了极端，就失去了佛教的本质。因为，佛教是要使每个人成为解脱、自在的觉者，而不是成为一个学者。也许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却不能否认这一点。

　　以上所言，不过是自己的一点儿不成熟的想法。虽然如此，却一直以为很重要。现实中，往往最重要的东西，常常被人忽略。或许也不是这样，因为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各种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佛教教育的定位；更何况“水至清则无鱼”。至少佛教教育面临着生源的竞争。如果不考虑这样的因素，那么，自己的佛学院极有可能会冷冷清清，作为主持学院的领导，很难不去在意这些。所以说，佛教教育的定位，是所有佛教领袖们取得共识后，共同担负起的责任与义务。为了佛教的生存空间，为了佛教的未来，这样一份压力和使命，我们已经到了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希望这种想法，能够引起重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于北京中国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