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眼中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遭遇危机。中华民国的成立，尽管终结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军阀割据，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北洋政府无暇西顾。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名义上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始才注目边疆，致力于恢复中央与西藏的关系。1928年7月，南京筹设蒙藏委员会，专门处理蒙藏地区的一切事务。同年冬，十三世达赖喇嘛派罗桑巴桑等到南京觐见蒋介石。国民政府欣然回应，前后派贡觉仲尼、刘曼卿、谢国梁赴藏宣慰。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十三世达赖忽而圆寂，西藏地方势力借助英国人与中央政府相颉颃。国民政府速派大员黄慕松进藏追封、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册封，意味着噶厦政府承认国民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然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正常化之路仍然多舛。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九世班禅未能顺利返藏，圆寂于玉树。幸而热振活佛掌控政局之后，对国民政府抱持亲善合作态度。1940年，在热振活佛与国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莅临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其后更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驻留拉萨，标志着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194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拉萨见闻记》一书，对吴忠信入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了翔实生动的记述。该书作者朱章，号少逸，为吴忠信入藏的随员之一，曾随吴氏出席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因而书中对坐床典礼的方方面面记载至为详尽，书的副标题即为《西藏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纪实》。朱少逸时任吴忠信入藏行辕的简任秘书，作为先遣人员先于吴氏抵达前藏，在拉萨驻留五月有余，后随同吴氏一起返渝。在此期间，朱少逸先后参与筹备吴忠信进藏事宜，目睹拉萨各界欢迎中央大员的热烈场面，并曾随同吴忠信察看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出席册封热振的仪式，全程见证了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拉萨见闻记》一书，为朱少逸驻拉萨期间的日记辑录，其中珍贵罕见的史料，可谓俯拾皆是。尤为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一些记述，可以佐证或澄清学术界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争议。1939年6月21日，朱少逸与先遣专员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孔庆宗、李国霖等一行，由重庆启程携带茶叶等礼品经西康兼程入藏，11月25日到达拉萨，着手办理迎接吴忠信进藏等各项事务。吴忠信一行于1939年10月21日乘飞机由重庆至香港，然后经缅甸仰光，分乘飞机、轮船至印度加尔各答，取道噶伦堡经亚东、江孜，终抵拉萨。

《拉萨见闻记》明确记载，吴忠信到达拉萨的时间是1940年1月15日，而非一些研究者所认定的1939年12月15日。吴忠信撰写的《西藏纪要》(参见《使藏纪程拉萨见闻记西藏纪要三种合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10月)与《入藏日记》(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4月)，则与朱少逸的说法一致，更印证了《拉萨见闻记》记述的可靠性。

据《拉萨见闻记》载，吴忠信一行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僧俗大众的隆重欢迎:“吴氏取道印度入藏，拉萨西路，为所必经，热振下令全体俗官，于吴氏到达时，在接官厅欢迎，以示尊崇。据云三十年来，此种隆重之典礼，实所仅见……英人、尼泊尔人、不丹人，均有代表参加欢迎，拉萨市民，空巷来观，市区内途为之塞，欹欤盛哉，诚空前未有也。”

朱少逸如此描述藏地民众的心态:“藏人虽知中央特派吴氏入藏，但于吴之官阶身份，不尽了然，一般藏人纷传‘安班’进藏，‘安班’者，钦差大臣也;清末驻藏钦差大臣，权势煊赫一时，至今藏人犹凛其余威，每闻‘安班’之名，辄悚然有惧意……一般藏民，仍呼‘安班’而不呼吴委员长，想见其对‘安班’一名，印象之深”。这种对“中央大员”的敬畏，也从侧面印证了藏族人民对历史承续下来的中央管辖权的认同。

吴忠信入藏，对藏人的安抚至为优厚。吴氏行前由西康、雅安采购茶叶，并于沪上费资十余万元，购买金玉器皿绸缎约百余箱。抵拉萨后，上至达赖喇嘛下至六品僧俗官吏，吴氏皆有礼品相送。馈赠之厚，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凡遇寺庙，即予布施。先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熬茶布施。又专派朱少逸与顾问奚伦前往后藏的札什伦布寺熬茶布施。后于藏历新年时，借攒招之机，向所有前藏喇嘛布施一次，每人藏银七两五钱，“受者多为之吐舌不止。总计喇嘛余额二万三千余人，布施藏银拾柒万余两，三大寺及拉萨附近寺庙之喇嘛，五方杂处，多来自蒙古、青康及大金川等地，此次优厚之布施，似于宣达中央德意，不无重大影响也。”当时拉萨社会医疗设施匮乏，现代医药卫生知识更无从谈起。官民有病多向神灵祈祷或请喇嘛诵经。吴忠信的随行医官单士枢，乃留德医学博士，医术精湛。吴氏抵拉萨后即令单医官施诊施药，“每诊辄着手成春，单医官之名渐播，远近藏人前来就医者，日以百计，行辕户为之穿”。此举在拉萨大获人心，正如朱少逸所言，“过去各国献身边荒之探险家或宗教家，其成功多得力于医药之辅助，是医药之有助于治边，又不可不深长思也”。吴忠信入藏专为主持达赖转世灵童之掣签与坐床事宜而来。但是吴氏一行尚未抵拉萨，1939年12月8日，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即接到西藏噶厦政府密电:“转呈蒋委员长钧鉴:祭密。第十三辈达赖化身佛爷到达西藏后，于藏历十月十三日照从前规矩，剃发赠号受戒，均已做好完毕，号曰:吉尊降白阿汪洛桑益喜丹增甲错师松汪觉聪巴密伯德青布，不远即登布达拉宝位。谨呈察核。噶厦叩。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史料》1988年第4期)吴忠信抵拉萨后发现，只有一名青海的灵童拉摩敦珠，且已登殿受拜。所谓掣签典礼者，乃顿生波折。

热振一再派员向吴忠信申述，“青海灵儿，异迹卓著，经全藏僧俗，公认为第十三辈达赖化身，请援照第九辈达赖先例，准子免除掣签手续。”吴忠信认为事关国家主权的行使，因此须呈请中央核定。

经过与噶厦政府再三交涉，最后决定免予掣签的前提:一，由吴忠信本人事先察看灵童是否确属灵异;二，由热振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予掣签手续。其后，朱少逸又与华寄天秘书代表吴忠信与噶厦政府在察看灵童的方式上进一步交涉。噶厦要求吴在灵儿坐殿时察看，这等同于参拜灵童，遭到朱少逸等严词拒绝。吴忠信乃召贡觉仲尼转告热振，以全体中央人员离藏相要挟。热振终于让步，翌日即派员至行辕道歉，请吴氏指定便见之时间及地点。2月1日上午10时许，吴忠信偕朱章等人至瑙布林噶，到大殿前下舆，由顾嘉总堪布等引导至荷亭察看灵童:“灵儿已先在，面南坐亭之正中，旁置太师椅一，吴氏即就椅上坐，亭内容积甚小，除吴氏及灵儿外，尚有总堪布及杨喇嘛等，立灵儿背后，已无容足处，随员均立亭外，亭内动静，仍可望见，灵儿能汉语(参见《拉萨见闻记》第一章之《灵儿》篇所记:“灵儿祁姓，名拉摩敦珠，生于青海贵德境之祁家村，现年仅四岁，父母业农，家道小康，全家均作汉语，实汉人也。”)，吴氏试与之谈，灵儿辄报之微笑，似颇能领会，但始终不答一言，其有意耶!其无意耶!吴氏复向总堪布略询灵儿起居，出至亭外，与灵儿并坐，召摄影师为之共摄一影，以留纪念。旋吴又以见面礼四事赠灵儿，计福州漆佛一尊，藏银五千两，黄缎一疋，座表一只，灵儿对座表观玩至再，似甚感兴趣……”

此后，热振即遵照商定之办法，具文请由吴委员长转电国民政府，以灵儿“慧性湛深灵征昭著”之按语，呈请免除掣签手续，经国民政府复电照准，于是所谓灵儿掣签的问题，遂顺利解决。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于1940年2月22日上午5时许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达赖坐床典礼是全藏最大的政治事件和宗教仪式，因而中央政府所派大员的座次及礼仪问题，就成为象征中国政府主权的重大问题，马虎不得。据朱少逸记载，“藏方初拟将吴氏之座位，置于热振对面，高低则与司伦等;吴以本人代表国府，主持达赖坐床事宜，又系主管蒙藏长官，体制攸关，不便迁就，主张至少应照清代驻藏大臣之例设座，即于达赖平行之左方设面南之座，几经折冲，藏方始允尊办。”朱氏不仅详尽描述了坐床典礼的整个过程，还将当时会场内的席次排列情形绘制成图表说明。这无疑是驳斥吴忠信仅是“观礼”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有力佐证。按照噶厦政府的安排，英锡金行政长官古德也要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这样就可能使西藏问题因“坐床”典礼而复杂化。因此，吴忠信坚决反对古德参加坐床典礼，古德的“祝贺”不得不改在次日举行。当时拉萨市井就有纷纷传言，为此朱少逸评论道:“英锡金行政长官古德，为参加达赖坐床典礼，亲来拉萨，但是日并未见其出场，因之外间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谓藏历十五日，达赖又专为英人坐床一次者，有谓英人因坐位在中央人员之下不愿参加者，亦有谓热振未曾邀请者;实则英人处于宾位，其参加与否以及参加之时间地点，决之在我，安能与中央特派大员，相提并论。”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海外学者针对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的日期、座次等问题纠缠不清，是否有对上述史料视而不见的嫌疑?《拉萨见闻记》不仅为重大的历史事件留存了丰富复杂的历史细节，还对当时西藏社会各阶层的市井生活作了细致敏锐的观察，因而具有独到的历史价值。《西藏见闻记》还详细记载了朱少逸与龙厦———这位西藏近现代史上传奇人物的一面之缘:“一日，龙厦遣人献吴委员长铜佛一尊，吴命余至龙处答谢;龙为西藏政治上之杰出人物，十三辈达赖在世时，任仔本兼马基职，权重一时，而思想进步，抱负雄伟，及达赖逝世，以阴谋改革藏政，为同党揭发，被逮抉目，永远监禁，财产亦被籍没……余在内地，即耳其名，抵拉萨后，屡欲一见，苦无机会。兹得奉命前往，使余喜出望外。”朱少逸所记与龙厦的晤谈内容，全文转录于吴忠信《入藏日记》1940年3月28日项下，收入官方档案《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细读这份谈话记录，龙厦身处落难之际，仍忧藏忧民、心向中央政府的拳拳之情，跃然纸上:“然千百万人，正对吴委员长抱有无穷之希望，而中央特派主管边政长官来藏，复为西藏历史上之第一次，尤甚望吴委员长能乘机有所决断;藏民之痛苦深矣!吴委员长仁人，当能解救藏民之痛苦!……今中央主管大员来藏，彻底解决藏事，实易如反掌耳!”而朱少逸对龙厦所说的一番话，则基本代表了吴忠信及国民政府对龙厦的高度评价:“吴委员长深知先生之为人，并深佩先生目光之远大。故派鄙人来此，稍致慰问之意。吴委员长对一切藏人之思想纯正而具爱国爱民之热诚者，无不推重之，爱护之，初不因地位之高低而有轩轾，先生虽在西藏政治上失败，然在吾人视之，此种失败，正极光荣，数十年后，藏人终将了解先生为改进藏政而牺牲之精神，此乃先生流芳百世之大事业也，幸勿以事之成败及身为罪犯而自暴自弃。”此次会面后一两月间，龙厦即郁郁而终。多年来，龙厦是“亲英分子”、“反汉最力”的说法，在学界以讹传讹，朱少逸给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史料，对于还西藏志士龙厦以公正评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其作用不可小觑。(参见喜饶尼玛《试析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一桩冤案———龙厦其人其事辨》，《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自拉萨回重庆后，朱少逸对于西藏的关注和研究并未就此停止。他与当时一批具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一道，组织中国边政学会并且创办《边政公论》，将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的关注结合起来。(朱少逸曾经在《边政公论》上发表过两篇论文:1941年8月创刊号上的《如何发展康藏地方的通海路线》和1942年第1卷第9-10期的《论康藏驿运》，阐述发展康藏公路交通运输对于抗战救国的重要性，并且给出了详尽的建议和发展规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1941年9月29日，边政学会正式成立。在10月12日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时任中央信托局秘书，蒙藏委员会科长专员的朱少逸当选为理事。此后，中国的边政学研究日渐兴盛，发展成为一时之“显学”。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像。图片取自2008年4月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主办的“西藏今昔———大型主题展”。